宋鲁郑：如何理解新中国的巨大成就？
回望过去65年，如今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也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希拉里·克林顿说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制造业第一大国（美国崛起百年后第一次丢掉此冠桂）、210种工业产品产量全球第一（人类历史上只有英国和美国曾有此荣耀）、钢产量超过世界的50%（近8亿吨，超过其他十大产钢国的总和）、汽车消费第一大国、尚未自由兑换的人民币流通量超过欧元居世界第二、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世界五百强86家企业入围居世界第二、世界十大银行中国占有四家并居第一名，与金融大国美国分庭抗礼、全球十大港口中国占据8席。
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则是科技、军事、航空、基础设施、体育、文化的起飞：载人、登月第三大航空大国、拥有核武器、航母的军事大国、专利申请世界第一、高铁第一大国（通车里程占全球50%以上）、更是信息时代网民全球第一（美国人口的两倍）、移动电话持有量全球第一（超过11亿用户）、世界数一数二的体育大国。
令人眩目的速度和令人惊叹的成就，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研究的焦点，试图找出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奇迹的原因。然而，要追溯这个新世界的源头，还要来到历史原点：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完成了五百年来头件大事
1949年的红色革命，如果从1840年以来的历史范畴，一般认为其巨大的历史贡献有二：一是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二是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如果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仅仅这两点显然无法涵盖这场革命的意义。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从“五百年的大历史”反思，认为明朝以降，中国之所以落后，未能演变为现代国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建立起国家预算体制，也没有通过严格的国家预算、税收体制建立起发钞体制。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就是中央政府没有能力把管理之手建立到中国的社会基层。事实上，中国县以下基本处于无人管理的自治状态。
只有到了1949年的红色革命，才改变了这漫长的历史。在黄仁宇眼里，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确立的建立独立自主的财政货币体系的努力，是500年来头一件大事。无独有偶，海外另一位学术巨擎邹谠先生也有类似的角度：只有上看货币财政独立，下看基层组织建设，才能“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开国大典上
中国比印日等“民主国家”更平等
除了从历史的视角解读这场革命，还有国际对比。我们知道，印度和日本一个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一个是亚洲最发达的民主国家。然而，不可思议的是，这两个国家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发表的2012年全球性别报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个国家中分别名列第101名和105名，远远低于众多非洲国家、中东国家。中国是第69名，名列亚洲最佳五强行列（该指数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国家），优于欧洲的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腊和匈牙利等国。
当然印度由于还广泛存在着种姓制度，其不平等并不仅仅限于性别。目前印度低种姓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群体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视，再加上广大受歧视的妇女，等于说在印度，绝大多数公民是二等公民。
应该说人类历史上，不同文明和国家都出现过男女不平等和种族歧视的现象。但相对而言，只有发生了社会革命的国家，才能根本改变。和男女平等类似的，还有土地改革。也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够得到解决。假如平等问题和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而移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则基本上再无改变的可能。
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罗斯金在其名著《国家的常识》一书中提到印度这样一个细节：当一辆汽车陷在泥里的时候，上层种姓的人在座位上等，而下层种姓却出去推车。于是作者的一位朋友愤怒了，大喊道：“这个国家要运转起来，要么需要一个约翰·D·洛克菲勒，要么需要一个毛泽东”。
除了历史和国际视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系：人口规模。人口是一个文明诞生和传承的载体。中国在清康乾盛世之时人口达到空前的4亿！然而自此之后的一百五十多年，直到1949年，中国人口再无多大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才又一次出现了人口迅速增长的历史现象，以致上世纪70年代不得不进行计划生育，但到现在人口依然高达13亿。人口的增长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医疗条件的改善。这可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场革命带给中国的巨大变化。
中国经济奇迹并不仅仅在奇迹本身
理解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意义，再来看之后的经济奇迹。这里需要一提的是，虽然经济奇迹产生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均寿命和识字率增长最长的时期恰是在前三十年。虽然此时中国的人均GDP落后于世界，但人均寿命却明显高于同等水平的国家。由于人均寿命取决于众多的经济和社会变量，它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真正的发展水平。
应该说，中国经济奇迹并不仅仅在奇迹本身，而是奇迹的规模、创造奇迹的难度和取得奇迹的方式。
和人类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发展相比，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其难能可贵之处有三：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十亿级超大规模的国家的发展，其代表性和说服力远非百万级、千万级的国家所能比，或者说中国的模式才更有普世性。二是同时进行经济转型（从计划向市场）和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人类历史上堪称空前绝后，其难度可想而知。西方有这样的评论：这如同在一枚硬币上让一艘航空母舰进行180度转向。然而，中国竟然奇迹般地做到了。三是中国完全是通过自我积累发展起来的，既没有对外掠夺和殖民，也没有对外转嫁矛盾和危机，完全是一种和平的、多方受益的发展模式。
不仅如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成功应对了外部环境的巨大冲击和变革：苏联解体、东南亚经济危机、全球化、加入世贸、恐怖主义的泛滥、全球经济危机。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已经走在了前面
要全面理解中国成就之不易和伟大，同样也还是要借助国际对比。我们不妨再看看亚洲的日本和印度。
日本在二战前就已经完成工业化，是世界五强之一。这也是它在二战期间能够同时挑战美国、英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等世界大国的原因。二战它虽然是战败国，但技术和人力资源优势仍在。而且它在美国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之下，享有巨大的和平红利。由于冷战的因素，得到了美国单方面的贸易优惠。60年间，它没有发生过战争、内乱，没有走过任何弯路。
但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它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全球第一，高达225%——其政府预算中的一半要靠借债！2012年，二度成为首相的安倍推出大胆而又冒险的经济刺激政策，号称日本的“量化宽松”。结果到现在，经济增长依然乏力，而且尽管日元针对美元贬值20%，日本却迎来了历史是前所未有的、高达112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比上一年度暴增65%。
印度1947年独立建国，被认为接收了其殖民时代宗主国英国留下的民主、法治、行政体系以及流行全球的英语等优势资产。虽然前30年，发生过三次印巴战争、短暂的中印战争、全国性动乱引发的长达一年半（19个月）之久的全国戒严，但总体上来讲，其弯路要比中国小得多。尽管如此，1976年“文革”结束时，中国整体上仍然略优于印度（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落后于印度是中华民国时期）。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印度和中国的差距迅速拉大。据印度媒体分析，经济发展上，它比中国落后10年，社会发展上，则落后30年。印度今天的GDP为1.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2002年的水平。贫穷人口比例，印度也相当于2002年时的中国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95年时的水平。在改善卫生条件上，中国领先印度17年。儿童死亡率，印度仅相当于中国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还记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发生了11年来最严重的断电事故，全国超过一半地区、约6.2亿人无电可用，受影响人数超过欧盟国家人口总和、美国人口的两倍。这不仅是印度10余年来最严重、也是全球历来最大规模的停电事故。此时世人也才知道原来这个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获得的电力供应，还不足以点亮一个灯泡。
尽管印度拥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根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饥饿指数(2011 Global Hunger Index)显示，印度在81个国家中排名第67位（中国是第4位）——后33位被指饥饿是最主要的威胁，有两亿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饥饿人数最多的国家。(全球饥饿指数根据一个国家营养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岁以下体重过轻儿童的比例以及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等指标来衡量饥饿程度。)2012年1月，印度总理辛格将印度的营养不良问题称为国家的耻辱，因之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印度有42%的儿童体重过轻。
至于全球发达地区的美国和欧盟，却也都面临着内部的严重政治内耗、经济增长乏力、债务负担沉重的巨大挑战。
今天的欧盟，人口只占世界的9%，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球25%，而福利开支却占世界的50%。高福利制度忽视市场配置机制，片面地强调提高劳动者保障水平，加重了企业社会税费负担，使其无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不少欧洲企业都将实业转移到其他地方，这就是欧洲产业空心化的原因。高福利制度还积累了债务风险。现在所有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都接近或超过100%。更重要的是高福利制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欧洲人的国民性，欧洲人由朝气蓬勃变成老气横秋，由冒险进取变成贪图享乐。面对欧洲糟糕的经济形势，习惯了舒适生活的欧洲人很难共克时艰。更何况欧洲65岁以上的老人比例达到16.5%，远超7%的国际警戒线，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社会对福利要求越来越高，而经济水平不断下滑，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美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除了借贷消费拉动增长的方式无法再持续外，美国的生活方式也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刻：一个人口只占全球的5%，但却消耗世界25%的资源，其人均能源消费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这显然是无法持续的。
虽然欧盟和美国的方式既不公平也不可持续，但在大众民主的时代，要想忤逆民意进行改革，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先进制度保障军事胜利
最后再回顾1840年以来中国的近代史，我们显然无法回避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巨大的贡献——对外战争的百战百胜。
众所周知，1840年西方凭借野蛮的武力打开中国大门，凭借强捍的武力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但1949年之后，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主动或被动的参与或发起对外战争。对手既有当时世界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也有新兴的印度、越南。但不管哪一次中国都没有再现满清和中华民国被动挨打、任人宰割的屈辱。相反是一场又一场以强胜弱或者以弱胜强或者平强的结局。尤其重要的是，这些战争和过去一百多年的战争不同，没有一场是在中国境内发生的：要么在境外迎敌，要么在边境上的对抗。
面对1840年以来一而再的军事惨败，不管立场有何不同，一致的看法是制度之败。那么1949年以来的军事胜利是不是应该按同样的逻辑归于中国的制度先进呢？
中国今天创造的奇迹，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看，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国际地位或体制建设某个单一维度上，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会，一个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社会，并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中国也终于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也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演变模式。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