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薪潮冲击五大行 高管年薪难逃“腰斩”命运

　　如果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的规定属实，五大行高管的年薪基本都难逃“腰斩”的命运

　　央企高管降薪风声渐起，作为金融业里最“高大上”的国有五大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或将最先受到冲击。

　　“你降了吗？”某国有大行中层人士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这是银行同业高管间私下最为关注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降薪传言带来的紧张情绪已经在行内高管和中层间迅速蔓延。

　　“金融业央企高管降薪最先受到波及的可能就是五大行了，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在私下讨论。”该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尽管目前他们还没有收到任何文件通知，不过同为五大行的另外一家已经传出了降薪方案。

　　五大行领“降”？

　　前日，在农行的半年业绩发布会上，行长张云就公开表示，目前中央确实在对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央企降薪一事进行研究，“农行会坚决拥护、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决定”。

　　昨日有消息传出，建行总行或将推行减薪方案，行领导减半，部门老总减三成，处长减两成，员工减一成。不过，昨日本报记者并未联系到建行确认此事。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制度、调整结构、加强监管、调节水平、规范待遇”五方面内容。

　　有媒体称，该方案一个主要建议是，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

　　本报统计发现，2013年上市金融企业高管人均薪酬为122.51万元（已剔除未在上市公司内领取报酬的高管），这一人均薪酬水平继续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

　　而具体看银行业，2013年，16家上市银行高管年度薪酬总计4.8亿元。其中，2013年五大行总体年度薪酬8798万元，五大行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为1989.45万元。

　　根据银监会相关规定，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绩效薪酬不得超过其基本薪酬的3倍，且高管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期限不少于3年。“所以银行年报中的银行高管薪酬，并非真实的薪酬水平，是打了折扣的。”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仅按照年报中的高管薪酬数据，如果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的规定属实，五大行高管的年薪基本都难逃“腰斩”的命运。

　　以农行为例，根据农行2013年年报，董事长蒋超良2013年税前薪酬合计113.36万元，副董事长、行长张云税前薪酬105.91万元，副行长郭浩达税前薪酬92.96万元，副行长楼文龙税前薪酬92.96万元。

　　据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介绍，央企高管的薪酬包括基薪、绩效薪金、中长期激励三个部分，具体的影响还要看如何降。银行高管薪酬中绩效薪酬占的比例较大，如果“降薪”仅降低基本薪酬，对五大行高管影响应该不大，如果包含绩效薪酬的话，确实影响会比较大。

　　实际上近年来银行高管薪酬就已出现缩水。2013年，五大行前三名高管薪酬就较2012年下降920.75万元，除了建行略升之外，中行、工行、农行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下降均超过200万元。

　　大行喊冤

　　公开资料显示，广义的央企包括三大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如军工、电信、石油；二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或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包括烟草、黄金、铁路客货运、港口、机场、广播、电视、文化、出版等行业；三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国有中央企业，属于金融行业，如国有五大银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此分类来看，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等均不受降薪的影响。

　　对于降薪的问题，中信银行昨日也回复《第一财经日报》称，此次央企高管降薪主要针对央企，中信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不直接归国资委管，所以并没有见到相关文件。

　　然而也有多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对此表示担忧，国有企业可能均会受到相关政策的波及，“虽然现在还没有接到相关降薪文件，不过明年的薪酬有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

　　某国有大行中层人士告诉记者，在银行业里，国有大行高管的薪酬并不算高，事实上，由于受到严格的薪酬考核及股东分红等因素影响，大行高管薪酬相比股份行甚至城商行普遍偏低。

　　面对可能降临的降薪潮，五大行人士频频喊冤不无道理。

　　根据上市银行2013年年报，平安银行以7539.54万元的年度薪酬总额居行业首位，其次是民生银行和招商银行，分别为6543万元、4146.8万元，居行业第二、第三，而五大行的高管年度薪酬总额排名普遍靠后。

　　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整理了2013年前10位上市银行高管薪酬排行，基本被平安银行和民生银行包揽，五大行高管仅一位进榜。其中，平安银行新任行长邵平更是以833.26万元的薪酬夺魁。平安银行四位副行长孙先朗、赵继臣、蔡丽凤、胡跃飞则包揽了第二至五名。

　　另外，民生银行的前董事长董文标(微博)、行长洪崎、副董事长梁玉堂，分别以530.63万元、500.63万元及462.95万元，排在七八九位。排在第十位的平安银行副行长叶望春，薪酬总额444.44万元。

　　五大行中唯一上榜的高管并非五大行的行长、董事长，而是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他是中行2007年4月通过全球招聘引进的人才，2013年以574.04万元位居上市银行高管薪酬榜第六位。

　　限薪不会一刀切

　　“现在人心惶惶，如果真的降薪可能会导致大行不少人才流失。”上述国有大行中层人士认为，本来相对于股份行、城商行，国有大行的高管受到的制约就更多一些，如果进一步降薪，大行对他们的吸引力就更弱了。

　　另一个国有大行总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其所在行降薪范围包括总行高层以及分行行长，分行副行长是否会被降薪尚不清楚。不过，已经有不少管理层的同事在讨论下一步的打算，股份行、外资行都可能是下一个去处。

　　一位参与新一轮央企薪酬改革方案设计的人士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限薪并不会一刀切。对部分央企负责人限薪只是此次央企薪酬改革方案的一小部分内容，限薪的对象主要是国有公益、垄断以及行政任命类的央企负责人，对于竞争性行业的央企职业经理人仍然要随行就市，实行市场化的薪酬。

　　某国有大行战略研究部人士表示，一直以来银行高管薪酬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此次调整是为了让薪酬水平更合理化。银行高管薪酬是市场参与主体的重要方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现在银行高管具有政府主体和市场参与者双重身份，既有官员红利又享受国企高薪。为此，在银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明确市场主体身份。股权激励就是一种市场化方式，能对高管实行有效激励。”该人士称。

　　但他也表示，仅通过行政手段降低国有银行高管收入，会造成其收入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金融机构的悬殊，可能会引发人才的流动，所以未来应全面深化改革，各方市场主体都属于改革的部分，对国有银行高管身份明确界定关系。

　　（本报记者张菲菲、李德尚玉、杜卿卿、杨柳晗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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