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那些为“慰安妇”幸存者正名的人们

07.07.2014  17:10

      原标题:那些为“慰安妇”幸存者正名的人们

      2005年,陈厚志陪同陈金玉(已故)从美兰机场乘坐飞机赴北京,准备向来自中日韩的青少年及教师控诉日本侵华暴行。海南日报记者李英挺摄

      2005年,黄一鸣在澄迈采访蔡爱花。

      在国内,“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的问题虽一直为公众所知,但其关注度始终是不冷不热,海南“慰安妇”幸存者更是长期得不到关注,甚至顶着“日本娘”的污名,

      然而,在过去的20多年里,始终有这么一群人关注这个群体,他们来自社会各界,用不同的方式,或文字,或影像,或慈善,将她们的故事和声音记录下来,传达给全社会。

      张应勇和陈厚志:海南“慰安妇”事件最早记录者

      张应勇原为保亭政协文史办工作人员,1996年他写了篇小说发表在《保亭文史》上,故事的原型就是当地广为流传的“日本娘”。没想到这篇发表在内部交流读物上的文学作品,引起了一位日本留学生的注意。他不仅请张应勇带他去见故事中的原型,还向这些老人下跪,送上慰问金。这些被称作“日本娘”的老人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往事,张应勇决心要搞个明白。

      但这项工作却绝非易事,张应勇长于文字,对摄影并不熟悉;而黎族分几大方言区,有的方言他听不懂,给调查工作带来重重困难。况且这一年他已经57岁了,身体并不太好。

      在这样的情况下,张应勇结识了热爱摄影的农场青年陈厚志,并询问他是否愿意和自己合作展开调查,并还特地交了底,“这种事从来没人碰过,又牵扯到历史问题,如果不愿意做也不勉强。”但陈厚志没有犹豫,立即答应了,从此开始了两人合作为海南岛“慰安妇”受害者正名之路。

      张应勇当时主要负责南林乡等杞方言区的调查,陈厚志则主要在赛方言区,张应勇负责调查和文字整理,陈厚志则帮忙拍照片和做翻译工作,由于受害者多数住在偏僻乡村,有的更是离群索居。要找到她们已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受害者都不愿回忆当年的惨痛经历。于是,他们一次次登门,用诚意和耐心感动老人,终于,越来越多的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此后,这些调查取证的资料和照片被整理出来,正是通过这些资料,让人们最早了解到了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社会开始关注这个特殊的群体。“日本娘”的污名才从她们头上洗去。

      1997年,“慰安妇”事件有了新的转机,以北京的康健律师为代表的中日律师团来琼就海南“慰安妇”问题调查取证。张应勇和陈厚志义务协助中日律师调查取证,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帮受害者们讨回公道。与此同时,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民间组织、慈善团体、学者、记者也都更多地关注起海南“慰安妇”。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等8名中国海南岛“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并给予相应赔偿。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多的漫长诉讼之路。期间,张应勇和陈厚志作为黎语翻译,曾分别陪同林亚金和陈金玉前往日本东京作证。

      2006年,为此耗尽心血的张应勇不幸辞世,身后几乎没留下一张像样的照片。而陈厚志至今仍在为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而多方奔走,从而立之年到年过半百,陈厚志已志愿服务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近20个年头。去年,他获得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这份荣誉,他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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