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清末民国——海南百年“儒林第”屹立

　　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李超荣研究员在昌化江下游做田野调查时，在东方市四更镇旦场村意外发现一座无人居住的王家老宅——“儒林第”，第一时间向海南日报记者爆料，希望媒体能够深挖老宅背后的历史故事。

　　4月至6月间，记者多次前往旦场村，寻访“儒林第”的主人和有关知情人，并查阅了相关家谱和方志，了解到了老宅建造者王家相、王宪焯父子轶事。

　　河流接近入海口的河段，往往会有岛屿形成。如同南渡江的司马坡、万泉河的沙洲岛，昌化江上也有河水冲积而成的一个小岛，它有一个很美的古称——“二水洲”，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至明代正统十年(1445年)，昌化县的治所曾设于此，现在是东方市四更镇旦场村的所在地。

　　旦场村人多地少，房屋之间的空间相对逼仄，走在巷陌之间，若不是留心观察，很容易错过王家老宅——“儒林第”。

　　做工讲究，西部少见

　　4月中旬，海南日报记者先到八所接上宅子主人、7旬老人王精雄，在他带路下，第一次前往“儒林第”。

　　“儒林第”位于旦场村中央，大致坐北朝南，入口是一座坍塌了顶部的两层高门楼，好在两道侧墙和两个石柱础和3个玄武岩石板台阶还在，气势尚存；门楼面宽约2米，深约3.3米，左侧开一小门，与门楼一样，门板已经不存，门额上的木板有烧黑的痕迹。

　　从小门进入，是一个宽3米、长3.3米，屋顶有17路瓦面的空间。王精雄说，这是以前接待客人的厅堂。记者注意到，在与大门相连的照壁上，还有兰花、梅花等灰塑的吉祥图案，墙体灰泥剥落的部位，露出了青砖和珊瑚石，以及填补缝隙的片石和鹅卵石。

　　与客厅相连的西侧，有一房一厅，房间屋顶8路瓦，厅9路瓦，房与厅之间由木板隔开，整体大小与客厅几乎一样。

　　客厅后方隔着一米宽廊道的位置便是正屋，门楣上镶嵌着一块被烟火熏黑的木质匾额，仔细一看，自右向左为“儒林第”3个楷体大字，左侧还有一行作为落款的小字，但已经无法辨认。窗框周边有彩绘的痕迹，尽管看不清图案，但可以想象建造者当年没少花心思。

　　进入屋内，前后深约4.2米，宽约3.3米，屋面15路瓦，隔开房间的两道山墙为抬樑+穿斗式木架结构，隔板上还有破旧的奖状和明星画报；两个房间都是宽2.2米，11路瓦面，前后各铺两块玻璃瓦片，用于采光。正屋不开后门，正上方原有神龛，下方左右两侧自上而下都有“福寿”两个篆体大字。

　　顺着廊道向西走，是伙房与恭房的所在地，可惜已经毁坏，西边的一个侧门，门板也荡然无存。

　　王精雄告诉记者，由于最近10年，家里人都先后去八所盖房定居，老屋不再住人，因此“儒林第”老化速度越来越快。

　　其实，“儒林第”这样的宅子在琼北地区很多，甚至还形成很大的院落，但在西部地区就比较少见了。

　　至于房子是什么时候、是谁建的，王精雄则说不上来，称只是听已故的叔叔说过可能是曾祖父王家相或祖父王宪焯所建。

　　随王精雄到八所拜访其兄王永寿，记者看到了他们祖父王宪焯的画像，也了解到其叔叔王之固是黄埔军校第39期学员，但对两位先人的事迹，兄弟俩也不甚了了，只知道民国时期祖父王宪焯当过“昌江县公安局”局长。

　　根据家谱的简单记载，从王氏先祖迁居旦场村，至今已有12代人，但第一代和第二代先祖的名讳已经失记，王家相是第七代，清末庠生，其儿子王宪荣、王宪枢和王宪焯也是庠生，王宪焯后来还被增补为享受免费伙食和年度补贴的“廪生”。

　　一介书生，多钱善贾

　　“儒林第”的建造者到底是谁？

　　就在记者一筹莫展的时候，记者有位朋友是王宪焯一个曾孙王远航的中学同学，而且一直保持联系。于是，再度赶往八所采访，得知“儒林第”的建造者是七世祖王家相，娶了5位妻妾，当年同时盖了3座这样的宅子，其妻子每天要涉水、步行6铺路(30里)到北岸的海尾买回海鲜，其余的小妾则在家里舂米做饭，招待盖房子的工人。

　　王远航说，听祖父王之佑讲过，高祖建房的玄武岩石柱础和石板，还是派人专门去儋州购买，用船运回的，因为昌江、东方没有玄武岩。

　　王家相是个秀才，哪来的钱财建造这么好的房屋？

　　原来，王家相虽然是一介书生，却也是一个很会经营的商人，凭着祖上的一些积蓄，多次渡海北上做生意，家道也就越来越殷实。

　　“我小时候住在村里，还见过直径10厘米那么大的象棋棋子。”王远航说。

　　民选县长，辞而不就

　　王宪焯是个怎样的人物？

　　曾经与社科院研究员李超荣一起踏访过“儒林第”的昌江二小原校长何永智，接受记者采访时出示了其父亲1925年获得“昌江县县立师范讲习所”的毕业证，落款处用毛笔字签上了校长“王宪焯”的名字。但他对王宪焯的生平还是知之甚少。

　　听闻王宪焯的墓碑上，有详细的履历。6月下旬，王宪焯的曾孙王远航应记者的要求，一起到其位于四更镇四南村西北靠海的家族墓地走了一趟。

　　记者在现场发现，王远航祖上的墓碑上，多有“世代书香”的字样，与老宅“儒林第”形成了呼应。

　　王宪焯的墓碑为2006年重立，高度超过2米，在这块碑刻的背后，保留了一块老碑，碑额有“昌江县长何凯诒题”和“廉正足式”两行字，其中“廉正足式”较大。

　　“公年一九甫游泮水，岁三十二连食廪饩，公之学问可谓忧矣！至清末叶兴设学校，聘公为教员，寻充县议事会议长。”碑文对王宪焯的记载跨越清末和民国两个年代，“反正后又充公立两等学校校长，兼任乡团总局团长，迨学、团停办，而公之留心于教育，注意于政事者，尤为益笃，故邑中士子复聘公为塾师。年前县立高小设师范，皆任公为校长，随充县公署第一科员及民选县长，时公票居一，奈被选不就，奉委为公安局长兼第一区警察分所所长。”碑文撰写者是时任昌江“一高”校长吉元贞、郭如瑄。

　　根据墓碑，王宪焯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正月廿九日丑时去世，享年61岁。

　　碑文还盛赞他“尊师长、爱友生，和睦于乡邻，友恭于兄弟，尤为公之懿行。而设教有方，循循善诱，排纷解难，在在堪夸，故县内人民被其德者，如逢时雨之下。邑中士子受其业者，如坐春风之中”。

　　在王远航家，还珍藏着一份祖父王之佑留下来的手札，其中一页写着：“王家宗派：运之永远，长发其祥；伦常克笃，名望必扬；干家栋国，树三槐堂。该派乃是先父托请进士公李熙起出，后又请翰林公伍毓松修改之。”李熙和伍毓松都是清末进士，到了民国是有名的文化人，王宪焯能与他们有交情，可想而知亦非等闲之辈。(记者 陈耿 图\记者 苏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