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雅贿”金额如何认定？
12月15日，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倪发科当庭表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全部予以认可。据悉，被告人倪发科被控先后49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字画、玉石、现金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300余万元，另有折合人民币580余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
倪发科的玉石雅贿到底值多少钱
司法机关公开的玉石，以和田玉居多，又不乏籽料和水头较为通透的老物件，可见行贿者为寻找这些东西确实煞费苦心。
“雅贿”之所盛行，一为显示其贿赂方式的高端细腻，二也蕴藏着其贿赂方式的暗度陈仓。仅就倪发科这关，这贿里的一去一来，几乎寻不到痕迹与把柄。受贿房产豪车，登记部门必定留下马脚，不论用哪个三姑六婆都难逃干系；受贿现金，银行势必也被人监管，身居高位怎能不胆战心惊；唯有这玉石，收下了也不露痕迹，买方卖方都可高枕无忧。可玉石毕竟不是货币等价物，无法在市面上兑换现金，有时候估其价格来，可大可小，真是一件难“把玩”的事儿。
至于司法机关公开的玉石，以和田玉居多，又不乏籽料和水头较为通透的老物件，可见行贿者为寻找这些东西确实煞费苦心。即便如此，单独一件的价格还是很难估算，除非司法机关比对当期市面的平均价格来做定论，毕竟影响玉石价格的因素有很多。
其一是料种，指的是玉石产出的基本环境。这里头，部分料子是从整块石料上卸下的，而大块石料一般都经公盘拍卖所得，有时小块的价格甚至会超过大块，因此具体多少，很难定论。
其二是雕工。好马配好鞍，好玉配巧钻。拿广东一带普通的玉雕师傅为例，三年前一件巴掌大的雕件工费就已突破千元；要是出自大师之手，则更是价值连城。从公开的几件作品来看，倪发科的“收藏”还未看到真正大师之作。倘若有，那么最终估价将会更为复杂，照市面价格小则百万，大则上亿。具体还要看邀请的专家们如何判断。
其三是背景。除去新玉，老玉也十分走俏。更不用说世代相传的老物件，或是某位名人佩戴过的玉佩首饰。这些捆绑着文化价值的东西几近无价，大多又都是私人收藏，很难在市面流通。除非通过特殊关系，熟人相托，或是名人典当救急，否则一般不会流入他人之手。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真正大量的珍奇玉石还未现身，估价将会是很漫长的过程，且得出的总价一般只会偏低不会偏高。价值和价格是两码事，何况中间还掺杂着那么多的权钱交易，虚晃哄抬，更别说还有多少“赃物”的原主早已树倒猢狲散，无处对证了。
也难怪玉石这个行业充满了神秘感与档次感，更难怪这个行业的大多精品基本都有价无市。话说回来，倪发科究竟爱玉不爱，如今也只有他自己明白了。其间答案，耐人寻味。（尧远文化产业管理博士）
“雅贿”物品价格认定亟待规范
对于“雅贿”物品价格如何认定，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加以规定，既要考虑到这些物品实际购买价格、鉴定价格等客观因素，也要考虑到受贿人收受时主观认定的价格。
“雅贿”尽管是用工艺品、艺术品之类的“高雅东西”来掩饰金钱的铜臭味，但并未改变其权钱交易的本质，像倪发科收受玉石，“回报”是帮人低价购买探矿权。“雅贿”同样损害了国家工作机关的廉洁性，“雅贿”也是受贿，这已经成为司法界的共识。
目前，关于“雅贿”存在比较大的争议是，如何来认定这些工艺品的受贿金额？因为玉石、字画等物品真假难辨，估价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方也不尽相同。而且在行、受贿当时，各人对于这些物品真假性和价值认识也不一样。比如，就字画而言，有的行贿人将本是赝品的一件假画误以为真画送与受贿人，受贿人也以真画收受；有的行贿人将本是很贵重的字画，当做比实际价格低许多的一般字画送与受贿人，且受贿人也以为是一般字画；也有的行贿人仅支付了一般字画的价格买来了实际上很贵重的字画，送给受贿人，受贿人也以为是一般字画收下。那么，在案发后，如何认定受贿人的受贿金额就存在较大的争议。
司法实践中，对于这些物品通常以鉴定价格来计算犯罪金额，但是鉴定真伪与价格是千差万别。比如文强案中，对于一幅画，重庆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价值高达364.12万元，但国家文物部门认定该画是赝品，最终该画没有计入犯罪金额。也有些地方以发票价格或者实际购买价格来计算犯罪金额，但是，发票价、实际价格与鉴定价也往往不一致。例如，在成都审理的一起案件中，行贿人送给黄某的金镶玉佛购买发票价58000元，鉴定价35000元，行贿人行贿时给黄某提供的发票价格为980元，法院最终认定这一犯罪金额为980元。
那么，对于“雅贿”的物品，到底是以实际购买的价格为准，还是鉴定的价格，抑或是受贿人主观认为的价格、发票上的价格呢？各地的做法不一，这导致了对“雅贿”的打击不力和法制的不统一。媒体报道，安徽曾有纪委干部就称，在违纪案件查处中，对于当事人收受的名人字画、文玩物品一般不列入受贿金额中，除非涉及数量巨大且有直接明确的价格记录。
因此，对于“雅贿”物品价格如何认定，需要法律或者司法解释明确加以规定，既要考虑到这些物品实际购买价格、鉴定价格等客观因素，也要考虑到受贿人收受时主观认定的价格。同时，对于鉴定机构资质与异议程序也要进行规范，不能让某些官员利用“雅贿”存在的“黑洞”而逃避打击，也不因此加重他们的罪行，做到罚当其罪。（杨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