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费出书谈反腐：官场不少人对我有意见
对话人物
范松青当过记者、教过书，后在广州市纪检部门供职多年，现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去年广州市两会上他提案呼吁，广州应在全国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引发广泛关注。之后，他率先向媒体公开了家庭财产情况。
对话动机
9月初，范松青自费出版《我为反腐鼓与呼》一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130万字，记录了他对于反腐败问题研究与思考，定价160元/套。
出书花了十几万，其中还借了5万块。书中提及多位广州市贪腐官员的案例，因害怕得罪人，家人、朋友和官场上的旧识，鲜有人支持他出版此书。
范松青不理会，他对书中内容“非常有信心”，书出版后，他在微博、微信上打起广告，承诺“购书者一个月内，可无条件退书退款”。
130万字整理了20个月
新京报：为什么要出版这样一套书？
范松青：十八大之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反腐力度都是空前的。有感于现在反腐的形势吧，就想把过去经历的一些案例、思考汇集起来，就有写书的想法。
新京报：在纪检部门工作让你有了很多积累？
范松青：1998年到2007年，我在纪委系统工作10年，长期接触官员腐败的问题和一些贪腐案件，我会随时记录。调任政协后，关注的领域也自然集中到官员腐败、特别是官员财产公开上。
新京报：整套书130万字，花了多长时间整理筹备？
范松青：开始整理是去年广州市两会之后，一直到9月初出版，大概20个月，够生两个孩子了。
新京报：尚有公职在身，怎么保证有精力“生孩子”？
范松青：本职工作要做好，书的事只能下班之后做。每天晚上7点到12点是比较固定的，有时午饭后休息的一会儿也整理一些。
我爱人因为这个事儿很生我的气，这两年她天天催我出去锻炼身体，毕竟快退休的人。但我几乎天天守在电脑前，跟网瘾少年一样。
新京报：为了出书还借了钱？
范松青：跟亲戚朋友借了五万多点儿。
新京报：费时费钱费精力，家人又不支持，为什么非坚持出书呢？
范松青：工作了大半辈子，想为自己留点什么。更重要的在于，书中很多内容对今天的社会有意义。
新京报：现在图书市场不好，会不会担心销量？
范松青：只印刷了两千册，也没想着靠卖书挣钱。拿到这本书的人真正读进去了，我就满足了。
昨天有个安徽的大学生打电话给我，他对我的书很感兴趣，但他还是个学生，没那么多零用钱，问我能不能便宜点，我100块就卖给他了。
有人劝我“别白白得罪人”
新京报：出书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范松青：书中有10万字的内容写的是广州市多位官员贪腐案例，包括广州地铁公司原总经理陈清泉、广州市财政局原局长邵汝材等，他们中有的人已经服刑完毕，开始新生活了，现在出书说这事可能别人会有意见。
因为这个，我爱人还有官场上的一些好朋友都不太愿意我出这个书，这两年听到最多的就是“你出了书就不腐败了？不要白白得罪人”之类的话。
新京报：怎么应对呢？
范松青：没什么应对不应对的，我写的都是真实的事，有据可查。而且这些人确实触犯了法律，我觉得在书里写没问题。
新京报：说到反腐，可以分析引用的题材会有很多，可能有些案件涉及数额更巨大、内幕更惊人，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周围的例子？
范松青：因为很多都是我亲身经历的，我在纪委那几年，接触到的都是第一手素材，当时的感受和思考是最真实最有说服力的，我觉得这样才有可读性。
新京报：书中这些贪腐案例所涉及的人你都认识吗？之前有过私交吗？
范松青：私交谈不上，但都认识。再说官场本身就是个关系网，即使不认识，盘带一下应该都知道对方。
新京报：现在书出版了，有人找到你表达过不满之类的吗？
范松青：这个倒没有，估计知名度太小，人家不知道。
新京报：有没有想过，万一人家看到了，说我已经接受完法律制裁开始新生活了，你干吗还要拿我说事儿，有人站在你面前说这些，你怎么办？
范松青：我只能跟人说对不起了，但我也会跟对方解释，分析这些案件，更多是想警示后人，没什么恶意。
“官员财产公开是反腐关键”
新京报：书中哪部分是你最看重的？
范松青：整部书共有案件查办剖析、官员财产公开、调研考察思考、理论研究时论、廉政课堂演讲、纪检监察队伍六大篇。刚才说的主要是第一部分。哪一部分都看重，都是自己的心血。
但我坚持认为，反腐最关键的还是官员财产公开这一块。腐败这么泛滥，跟长期不公开有很大关系，不查全是孔繁森，一查全是王宝森，都是有了问题、败露了才知道严重，这样的反腐治标不治本。
新京报：去年广州市两会后，你就为官员财产公开奔走，广州开始了几处试点，但目前好像都没什么动静了。
范松青：这些我在书中有提到，这就表明我们反腐、制度改革是多么艰难和缓慢，阻力是什么？既得利益。大家都闷着不作声，能不动就不动。
新京报：你曾对媒体率先公开自己的财产，是希望做个表率？
范松青：我才多大一个官儿？表率也轮不到我。我就想告诉大家，呼吁官员财产公开，我心里是有底气的，身正不怕影子斜。
去年广州市两会，因为我挑起来官员财产公开这个话题，当时很多领导都对记者说“只要中央有政策，我会公开的”。
新京报：你觉得这只是一种托词？
范松青：当然，漂亮话谁不会说。我记得当时有记者问当时的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他的回答也是“只要上面有政策，会第一时间公开”。
结果呢，去年年底他被调查，初步查明，曹鉴燎利用职务收受他人钱物折合人民币7000多万元，另有2亿多元的涉案金额检察机关还在调查取证，是个不折不扣的大贪官。
新京报：所以说官员财产公开是反腐败斗争的“本”？
范松青：官员财产公开至少应该成为必要的约束条件、基本的制度之一。我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一个：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作为官员，你若坦坦荡荡，何必怕公开？
希望官员和民众一样支持我
新京报：之前的采访中你说还没有公务员订你的书？
范松青：那是媒体报道之前，因为只有我微博微信的广告，影响力很小，只有四张订单。前两天媒体报道后，一下多了好几十个单子，昨天电话基本没断，网上也不断有人咨询。广州市文化市场执法总队、市地税局等单位的同志跟我咨询订书的事儿，我很高兴。
新京报：订户中普通市民多一些、官员少一些？
范松青：从站出来说官员财产公开这个事儿，很多市民就很认可，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才是民众所乐见的，另一方面，官员中有人对我谈的这个有意见，因为影响到一些人的核心利益了。
新京报：会有议论和压力吗？
范松青：一直没断过。包括我在微博上说些什么，也会有人打打招呼让我尽量低调些。议论倒没什么，困扰我的是市民和官员对一件事的态度是相反的，这点政府和官员应该好好反思。
新京报：这种相反的态度所反映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范松青：核心问题是官员“与民争利”，官员贪污的钱从哪儿来，都来自普通百姓。为什么现在民众对于反腐问题有这么高的期待，他们纳税是希望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结果钱都被贪官中饱私囊了，民众怎么可能没意见。我之所以给书起名《我为反腐鼓与呼》，是想从一名公务员的角度表达我对反腐的支持。
新京报：书籍推出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范松青：现实生活中，家人不支持我，官场上也有不少人对我有意见。去年我把财产公开了，本想着会带动一批官员朋友加入其中，但也没几个，有时候感觉挺孤单的。
希望这本书能得到一些官员朋友的支持，对我来说这非常重要，希望他们能和民众一样支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