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文强老上司朱明国双面人生:在机场被带走(图)

　　文强老上司朱明国机场被带走，当年办公室很气派口碑不算好

　　据“侠客岛”微信公众号消息：时光似箭，岁月如梭。转眼之间，又到周末。翻翻日历，又到岛上司徒少侠首创之“周一拍苍蝇周五打老虎”的时间了。你没有失望，加班的渴望也不会落空。

　　中纪委再次如约而至。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

　　应声落马的广东省政协主席朱明国，成为十八大后全国落马的第七名正部级官员。之前六个，是蒋洁敏、李东生、申维辰、李崇禧、白恩培、何家成。

　　好了，接招吧。今天的长文满满的都是料。岛君在后台等着回复你们的留言。躁起来。

　　 落马前，落马时

　　你们有时会抱怨为总在深夜发文，那是因为我们挖料挖得辛苦。像一些媒体那样八一八简历就做个标题发出来的做法，我们是不屑的。独家，总是很辛苦。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样简洁有力没有歧义的表述，却总是会因为画面感的缺失而充满想象。侠客岛驻广东官场小钻风拍马驰报，此次朱明国落马颇具电影镜头感：今天上午，原本计划至外地出差的朱明国，在广州白云机场被纪委人士带走。或许因此，今天下午，广州到北京的飞机有些都出现了延误。

　　也因此，此前朱明国曾“消失3个月”的说法再次被翻出。那是今年6月的事了，当时的朱明国曾被媒体观察到近3个月没有露面，在广东政协的工作都由副手接替，一时间流言四起。

　　不过，如果你再细心翻资料就可以发现，当时的“消失3个月”，不过是因为他在中央党校学习了3个月。结束学习后回到单位，他跟同事们热情地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久违了！”

　　用刊发这篇报道的《羊城晚报》的说法，当时的朱明国，“幽默风趣一如从前”。

　　在被媒体消失的三个月期间，朱明国“每天早上6时起床，锻炼一个小时”，还“利用课余时间重读了马列的经典原著”。被他反复提起的是去河南兰考焦裕禄学院和红旗学院的体验式教学经历，称自己“在历史和现实的交融中深受震撼和教育”。

　　这次经历似乎确实对朱有所震动。他反复把玩着焦裕禄的那句名言——“吃人家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计划着在明年的全国两会上就广东省县一级政协的基本情况做一个调研，形成报告、主题发言。要完成这个目标，他给自己定下了“每年下基层不能少于60天”的任务。

　　现在看来，这个计划是没有机会完成了。

　　朱明国落马后，岛君的朋友圈里有姐们儿刷了这么一条：“看到朱明国被调查的消息，首先想到了重庆市公安局。2012年冬天，为了采访去了一次重庆，看到公安局门口有王立军题词的大石头都被抹干净了，只剩下原公安局局长朱明国题词的一块石碑。这下好，估计门口又该撤石碑了吧？”

　　 “哪条线上出事，不好说”

　　朱明国的从政履历堪称丰富。

　　虽然今天在简历上写着“朱明国，黎族，海南五指山人”，但在他心里，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广东人”。因为在他30岁之前，海南都隶属于广东管辖。当年，在赴重庆任职之前，他曾动情地说“我生在广东，读书在广东，工作在广东，感情更在广东……广东气质和广东口音始终是自己最鲜明的‘身份证’。”

　　乘着海南设省的东风，当过小学老师、县委书记的朱明国当上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10年后，已官至省委常委、副省长、政法委书记的他，到重庆担任常委、公安局长、政法委书记。5年后回到广东，又先后做过常委、纪委书记、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和广东首创的社工委书记。2013年，一度是“黄华华的热门继任人选”的朱明国升任省政协主席。

　　很容易发现，2001-2006年的五年间，他就是文强的顶头上司。侠客岛重庆分舵知情人士告诉岛君，当年在重庆，朱明国搞的办公楼就“相当气派”，自己的办公室几乎有上百平米，小会议室里都放着大圆桌，四五十个平方。要知道，按照昨天住建部发布的《《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正部级正职办公室每人也不得超过54平米。

　　该人士表示，虽然在重庆政法委，朱的口碑算不上好，但他对身边人“安排得不错”。而他对朱的评价，则是“政客”。

　　也或许是因为三省跨职的经历，让现在对其出事的原因有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侠客岛另一高层知情人士称，“哪条线上出事儿的还不好说”。他今年在海南休假时，当地接待的人谈到朱明国，都说“问题太多”，“据说当时是为了保护他才调离海南”。但问起具体事情，却都欲言又止。不过，“女人的事应该是必须的”。

　　岛上另一位广东知情人士则援引路边社消息称，而作为有重庆背景和政法背景的“外来”民族干部，“可能出事的点不少”。不过，虽然“传他出事由来已久”，但此次落马，可能涉及的是此前的万庆良(回复“万庆良”可见)案。

　　在广东，朱明国称得上“政治明星”。

　　这位时有惊人之语的官员，虽然职位是承担维稳任务的政法委书记，但是他总在不同场合强调，对媒体要有“承受力”和“容忍度”，要“善待媒体，尊重媒体”“把舆论监督作为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的帮手”，“顺应民意，回应关切，改进工作”。

　　因此，在当地的一些媒体眼中，朱的“一直善待媒体”，不仅在各种场合主动“爆料”，也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甚至在一次接受采访后笑着对记者说，自己就是给记者打工的。类似的表述，是“给人民打工”。

　　“顺应民意，回应关切”的表述，在朱明国处理2011年广东爆发的乌坎事件时称得上名符其实。

　　当时，因为土地和腐败问题而爆发的乌坎，一度气氛极为紧张。担任工作组组长的朱，却直截了当地表示“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部分基层干部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表态“大多数群众的一些过激行为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党和政府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只要诚意跟政府解决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谈”。甚至对于组织者挑头者，他也说“可以考虑从宽处理”。

　　在见诸媒体的报道中，当时进入乌坎和村民谈判，共进午餐的朱，受到了热烈欢迎。广东官场小钻风告诉岛君，也正是因为此次危机处理中的“开明包容”，朱在广东官场和民间的印象分都增加不少。

　　在事后的全省总结会上，朱明国声色俱厉地批评当地干部“久拖不决酿严重后果”，称“群众已经被激怒起来了，你才知道什么叫力量”。

　　或许是这次事件的经历，让他在政协换届时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朝野，要耐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打捞沉默的声音。”

　　 政坛双面人

　　朱明国是一个值得挖掘的人物。

　　在回顾自己的成长史时，朱曾经动情地说道：“我从一个广东贫困的农家孩子，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我深感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组织和人民的培养之恩，地厚天高。”今年，在党校学习的他，也曾把焦裕禄引为榜样，称“自己这个年纪的干部从小就是在焦裕禄精神的影响下学习、成长起来的”，“焦裕禄是我们从政的老师、标杆，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而这样一个“苦孩子”，也在2007年十七大广东代表团发言时说：“要预防贪官摔在批地上、倒在高楼下、毁在红包中、垮在买卖关、死在路桥边、烂在色情里。”

　　一语成谶。

　　按照一些媒体的套路，你今天晚上或者明天就会看到铺天盖地的“朱明国反贪语录”。这种做法，不能说没意义，但是格调不高。所谓“打脸”是没有太大意义的，因为言语的靶心已经失去了抗辩的力量和机会。虽说“痛打落水狗”，但是也不能沦为简单的情绪发泄。

　　毋庸讳言，朱明国在各种任上的一些说法，还是很精彩的，有许多颇有见解。

　　比如，在纪委任上，他就曾写过两篇文章，分别分析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模式；而在一次会议上，他也批评走马灯一样更换县委书记的做法，认为县委书记干一两年就走，“说白了就是欺负老百姓，就是拿老百姓开玩笑。”当过县委书记的他表示，“没有五到七年，很难把一个县治理好”。

　　我有时会想一个问题：一个有过贪腐经历的官员，尤其是高级别官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且不说收了钱晚上睡不着觉这种推测，一些吃喝根本不愁的官员，白天是勤政能干的官员，晚上是花天酒地的日子，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这种角色的自如转换是如何完成的？如果说利益输送是为了家庭尚可“理解”，那么如果是“大家都这么干”、“不这么干不行”、“这是规矩和规则”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反思政治生态的问题？尤其是，作为纪委书记的他，亲手把很多官员拉下马、送进号子的时候，自己心里想的究竟是什么？

　　2011年，朱明国在《学习时报》上发过一篇文章：《换届：进退留转话官德》。字里行间，透出他对官场众生相的深谙：“有的一心晋级升档，四处活动，拉关系、走门子；有的当退不想退，离巢还恋栈；有的感到提拔无望，精神不振，在其位不谋其政；有的挑肥拣瘦，对职务安排不满，不愿去‘清水衙门’和欠发达地区，向组织讲条件，对群众发牢骚；有的纪律松弛，违纪违法；有的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等等。”

　　文章里，他归纳了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有“官德”和党性的缺失，也有考核监督机制的失位。而他本人，在仕途戛然而止的今天，也得有人来总结其中的原因。

　　不过，巧的是，文强死的日子，恰好是朱明国升官日。而今，当老朱在机场被架走的时候，是否会想起过去的这位老部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