绰号也是一种警示

　　不少官员落马之后，其在任期间的绰号也被公之于众。有的是对其执政方式的高度凝练，如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因大力推行拆迁而被称为“李拆城”；有的是对其性格特征的归纳总结，如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因个性豪爽、霸气十足，而被称为“武爷”；有的则是对其语出惊人的传神概况，如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称自己住在广州高档楼盘130多平方米的居室，每月缴租600元，被称为“六百帝”。

　　类似这样的官员绰号还有很多。这些绰号，代表的是民意，是群众的不满、讽刺、揶揄。这些绰号，在局部政治生态圈里已存在许久，经媒体曝光之后更广为流传。他们源出于“民间的智慧”，是群众、同事给的“封号”，在许多尚未经曝光的地方，也有许多新的绰号正在产生。

　　然而，这些绰号似乎都没能挡住落马官员们“步步高升”，在“荣膺”绰号之后，常常依旧得到提拔。这就不禁令人怀疑：这些朴素的凝练的群众评价，是不是只能在小范围流传，仅仅令听闻者哈哈大笑一番，而起不到任何监督、检举的作用？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当前监督机制、举报机制仍有待完善。有些地方，领导一手遮天，群众、同事的意见找不到正常渠道去反映；有些地方，上级领导、监察机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觉得只要有能力、会办事就可以，对于作风问题麻痹大意、不理不睬；甚至在有些地方，强势官员恶意打击报复举报人，令群众望而生畏。面对这些情况，只能起个绰号挖苦了事。

　　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强化监督机制，顺畅举报渠道。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决策的民主性，让其他干部同事能提意见、敢提意见。上级机关要注意对民情、民意的倾听，要主动收集群众的意见，对于负面评价要保持警惕，做到耳聪目明，一旦抓住线索，就要一查到底，更要注重对举报人的保护，保护正常的举报。

　　绰号就是人民群众的评价。古往今来，正面的评价也有不少。东汉大臣刘宠在离任时，百姓带了铜钱来送他，他不肯接受，只是从许多钱中挑选一个收下，被称为“一钱太守”；公安战线的好干部任长霞因为破获了多起积压多年的大案要案，主动为群众解决困难，被称为“任青天”“女包公”。这些正面绰号是百姓的口碑，是流芳百世的赞誉。而众多负面绰号，不仅仅是个评价，还是对正在发生的、侵害公众利益行为的警告。对绰号所暴露出的问题，必须尽早发现，及时“止损”，严肃查处，变民众无力的抗议为组织有力的追究。(王子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