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贪官绰号:万庆良“六百帝” 武长顺称武爷
近年来,一些“落马官员”或多或少都在当地有着这样那样的绰号。透过这些带着戏谑色彩的绰号,往往能“窥斑见豹”,寻到贪腐官员“东窗事发”前的行事风格和性格特点,也能读出当地群众对其“是非功过”的评说。这种“坊间口碑”往往寥寥几字,便将一个腐败官员“丑态陋行”刻画无遗。
面对这些绰号,领导干部应有所警醒。绰号从某种程度能反映出干部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如果出现了“偏差”,应该及时纠正,发现问题。
盘点那些落马官员的绰号
——“大拆大建”型。一些官员把上项目、搞工程作为增添政绩和仕途升迁的手段,绰号也由此而来。
在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任上,整座城市成了一个大工地,他本人也被南京市民送上了“季挖挖”“推土机市长”和“砍树市长”等绰号。
季建业并非个案。十八大后落马的首位省部级官员、原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曾是因拆迁而出了名的官员。在其担任成都市市长、市委书记期间,因为拆迁而被成都市民称为“李拆城”。
还有云南省原副省长沈培平,人送绰号“拆迁大佐”。他曾被媒体曝光在群体性事件中私自“调动警力”,并因大拆大建、学日本语气说话而被当地老百姓戏称为“拆迁大佐”。
——“作秀”型。此类官员秀“爱民”、秀“清廉”、秀“简朴”,秀自己如“及时雨”般急公好义。
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是秀“简朴”的典型。落马前,坊间就将其戏称为“六百帝”。万庆良在2011年就“房价飙升广州市民幸福吗”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年轻人要转变观念,从有住房变成有房住,租房也可以,“我工作20多年还没有买房,还住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600元,当然政府补贴一些。”在广州临江地段,珠江帝景小区的市场租赁价格远不止600元。万庆良秀“简朴”未果,“六百帝”的绰号却不胫而走。
今年7月“落马”的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坊间人送绰号“武爷”,他“秀”的则是“江湖义气”。“武爷”在天津市公安系统工作40多年,加上性格豪爽,外出时经常一身便装,被一群穿着警服的下属簇拥着走在前面,显出一股“江湖气”。
——“贪腐堕落”型。此类官员的特点是贪得无厌,独揽大权,且肆无忌惮,几乎在任上时其为所欲为的情形就已经被当地群众熟知。
已经被处以死刑的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曾锦春曾被当地群众称为“曾矿长”,他曾在担任市纪委书记同时兼任郴州煤矿整顿小组的组长,独揽矿权,借此身份大肆索贿。
2013年被免职的四川雅安原市委书记徐孟加,被举报称其贪腐、淫乱、以权谋私,因其“钱多、房多、女人多”被坊间戏称为“徐三多”。湖北天门市原市委书记张二江被称为“五毒书记”,坊间传他“吹、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
官员绰号:民间的“市井化”解读
“过度集中而缺乏制约的权力和社会支配能力,使得一些官员能够偏离法律轨道,缺乏有效监督又导致个别官员违法违纪时肆无忌惮。”广西民族大学教授杨天保说,“官员是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群众看在眼里,一些地方‘权力的市井化’自然导致民间解读的‘市井化’,由此产生了贪腐官员的绰号。”
广西师范学院公共传媒学者方邦超认为,坊间绰号是官员在百姓心目中形象的集中反映。这些落马官员的作为,早在被查处之前,就已经以绰号、民谣等方式在群众中口口相传了。
近年来,一些城市官员热衷于搞城建,借旧城改造、交通建设等项目塑形象、添政绩,甚至谋取私利,许多二三线城市的城建项目多,拆迁征地工作繁重,不少贪腐官员的绰号也由此得来。
据报道,季建业在“落马”前经常强势推进各种大项目,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现场办公、现场拍板,事后再补手续。他拍板的市政工程项目,督察力度很大,有时甚至要一日一报。
方邦超说,搞形象工程,城市“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固然可以因为“看得见的政绩”而受到赏识和提拔,但是如果工作中漠视法规,不按程序逐步推进,而是搞起“一言堂”,迟早会因为违法违纪受到相应的处分乃至法律制裁。
知政失者在草野
“官员的绰号往往是腐败的信号。”福建社会法学学会会长汤黎虹说,腐败官员的绰号并非案发后才有,而是案发前就在民间流传,路人皆知。
桂林理工大学教授曾鹏认为,官员绰号是群众对官员形象的另外一种概括,每个绰号的背后都会流传着这样那样的故事。这些绰号反映出的问题已经很集中、很明显。
一位常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办案人员向“中国网事”记者透露,在日常监督和案件侦办过程中,办案人员收集大量信息中,就包括官员的绰号、官员所在单位的声望、官员在主管行业领域的口碑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官员是否清廉,是否经得起各种诱惑的有力佐证,也是深度侦办案件的关键因素。”
杨天保认为,官员绰号存在这样一个现象:一二把手有绰号,三四把手没声音,考察升迁的时候,绰号往往被认为是有魄力、有胆识、有突破能力的标志,但落马之后,绰号就成了贪污腐败的佐证,“可以从这些绰号中及早发现一些官员存在的问题,及时纠偏。”
汤黎虹建议,针对落马官员的“绰号”,应该有的放矢地清理这些绰号背后暴露出的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干部队伍等一系列问题,“亡羊”之后,应该找到漏洞及时“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