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婚纱照风波映照的家史国史

　　西安罗阿姨陪儿子儿媳拍婚纱照，儿媳相中了一套红卫兵系列服装，罗阿姨极力反对并给丈夫打电话求助。最终，公公劝儿媳改变了主意——原来，公公的父亲是出身富农的老师，文革时曾受红卫兵冲击，婆婆担心婚纱照摆在家中会引起家人的心病。儿媳得知家史后深感歉意，她说自己因几部热播剧觉得红卫兵的衣服很清纯，但不知这身衣服对于父辈们的含义，感叹自己急需补上这一课历史。

　　这场家庭风波的化解途径，颇合媒体话语的流向。这个化解方式，也有双重的含义——显性含义是历史的作用，隐性含义是父辈的权威。儿媳因不了解历史要照红卫兵婚纱照，最终又因为了解历史而放弃，这是说，只要了解文革的历史，一个人就会否定和厌弃文革。公公在这里既是历史知情者和讲授者，又是长辈，前一个身份具有知识权威的意义，后一个身份则暗通两辈人间的“慈孝”主题。

　　故事皆大欢喜，随着这个家庭的风波得以化解，故事引起的社会焦虑也得到缓解。人们能增加“通过历史讲解避免悲剧重现”的信心，这个故事又产生了“应该多讲解文革历史”的隐隐呼吁的效果。

　　不过，这个家庭的婚纱照危机，是通过被损害被欺辱者的家史化解的，而另外一些人的家史可能是另一个故事。这些年，从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到急风暴雨的财富增长，舞台的主角发生了位移，一些人在那个年代的生活虽未必美好，当年普遍的贫穷、普遍的不自由就说明了一切，然而，他们对当下现实的不满容易幻化出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理想年代”，而这个年代对另外一些人，比如婚纱照风波中的公公，却是一段噩梦岁月。

　　儿媳放弃红卫兵婚纱照并表示了歉意，但我们不知道她的歉意是为自己不了解公公的家史，还是为自己不了解全面的历史。若属前者，她的歉意只是家庭生活的礼貌；若属后者，这种歉意就是基于历史的省思。她现在了解了那身衣服对公公婆婆的含义，但对文革中其他的父辈们而言，那身衣服的含义是否一样？当年，巴金先生一听样板戏就做噩梦，还投书媒体表示抗议，但听样板戏的人一直都不少；同样，在姜文都有参与的《芙蓉镇》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两部电影表现同一时代时的色调明显不同，足见历史对同一个人的含义也可能是多面的。

　　儿媳对红卫兵衣服有“清纯”的印象，源于近几年的热播剧，这种认知路径在年轻人中非常典型。但是，热播剧大多属于造梦影视，它们所记述的时代故事往往只有吉光片羽的背景，以及类型学意义上的符号。再加上文革历史这些年被小心翼翼地打包处理，“宜粗不宜细”，时代回忆又因亲历者老去而越来越难以回避，影视中文革故事也只能单向度地展现“清纯”。时代的光明、复杂和荒谬、重量都已丧失，被文艺性的“清纯”覆盖。在这起婚纱照风波中，时代似乎拣回了一些重量，但如前所述，这只是一个富农教师家庭的特殊个案，仍然缺乏质地。

　　其实，历史上何曾有过真正的红卫兵服装？所谓红卫兵服装，不过是那个时期的军人服装，只是不佩戴帽徽和领章而已。整个社会以军便服为时尚，至少在80年代初期仍然存在。那是单色社会的一种特殊美学，社会趣味上对“高级人群”真诚的集体戏仿，就像今天人们追慕奢侈品一样。网上看到一些文革婚纱照，精神气质上仍是影楼生意，只能算是一种时尚消费。尽管动用了与众不同的符号，那些照片的主人仍活在现实而非历史中，不能说是“文革余孽”或“新红卫兵”。

　　无论如何，历史不应该“一言以蔽之”地打包处理，而应以详备的记载供人读取，它才能立起碑刻，具有份量，不致流于戏谑和虚无。西安这个家庭的婚纱照风波中的家史“补课”，不算有普遍说服力的历史讲述。相较而言，近期热映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披露了一些以前长期避而不谈的史事，更有公共叙事的色彩。这部历史剧并没造成什么“不良影响”，可见，让更多的人来讲历史，把历史讲清楚，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反倒是历史之所以成其为历史的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