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十字标志的由来
（一） 红十字标志的由来
在《索尔弗利诺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在某个战斗中，如果一面黑旗在高处飘起，就表示那里是急救站所在地，而且这个地方就被默认为不受炮火攻击。”这说明在1859年的战争和以前的战争中红十字标志还没有产生。
实际上，在红十字标志产生之前，许多国家在战争中使用着各种不同形状和颜色的标记。由于这些标记种类繁多、各不相同，超出一个国家的国界时就很难被识别，甚至连使用这些标记的军队本身也不易识别它们。除非交战双方事先曾就这些标记的含义达成具体协议，否则，很难指望敌方的军人会尊重，甚至很难指望他们能识别标有这些标记的人员、车辆或建筑物。换句话说，这些种类繁多的标记实际上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1863年2月在日内瓦成立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考虑，鉴于战场救护工作的特异性，为使战争中受伤者一视同仁地得到救助，有必要采用一个形式简单、易于识别的标志，来标明在战时用于进行医疗和救助活动的人员、车辆和建筑物；并认为，对于这个标志及其使用的具体规定应当以一项国际公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保证冲突各方尊重并保护佩戴这一标志的人员。
因此，在1863年10月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几名成员就提出一项议案：以印有红十字的白色袖章作为医务人员的保护性标志。不过历史资料上没有充分说明采用这个标志，是否为了向瑞士国表示敬意（因为红十字运动诞生于这个国家），或者是因为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白旗表示停火的启示（加上一个红十字是为了避免产生混乱），也许是上述两种思想的结合。而1906年7月6日修订的日内瓦公约则明确规定：为对瑞士表示敬意，将联邦国旗颜色翻转而成的白底红十字旗样，留作武装部队医务部门的标志和特殊符号。此后，1929年7月27日和1949年8月12日修订的日内瓦公约都重申此规定。
无论当时出于何种原因，参加第一次国际性人道大会（即1864年8月召开的日内瓦外交会议）的国家都同意采用红十字标志，把它作为所有参加战时医疗与救助活动的人员的保护性标志，并且被正式写进第一部日内瓦公约《关于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
红十字标志首次在战争中被采用是在1864年３月的普鲁士与丹麦之间的日勒苏益格战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乃至整个红十字运动很快就以此而闻名于世，产生了巨大的道义力量和法律效应。
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红十字图案的选择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而且当初确定选择这个图案的人并没有赋予它任何宗教意义。正如M·休伯著的《红十字的原则与问题》所说的那样：“无论亨利·杜南本人，还是他的合作者或日内瓦会议的与会国都没有想使红十字运动和红十字标志带上任何宗教烙印，也未曾想以任何方式使之与一种哲学思想相联系。相反，这个运动不仅为各种人服务，而且把各种人聚集到自己的旗帜下……”这就是红十字运动的特色。
（二）红新月标志的由来
1864年8月外交会议签订的日内瓦公约确定所有国家都使用白底红十字作为保护性标志的原则，在1876年土耳其与俄罗斯战争爆发时受到了挑战。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当局通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它将采用红新月（代替红十字）来标明自己的救护车辆，但它仍然尊重保护敌方救护车辆的红十字标志，理由是，“……‘红十字’是对穆斯林士兵的亵渎。”并且含蓄地表示，“如果所提出的修改不被接受，它就无法强令自己的军队尊重日内瓦公约。”
这种单方面改变1864年日内瓦公约条款的做法，是对红十字运动统一性的破坏，可能会在公众中引起混乱，对日内瓦公约倡导的人道工作起反作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当然不能同意。然而，战争正在进行，考虑到救护伤兵的紧迫性，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出暂时接受红新月标志，到这场战争结束时，这个标志要随之终止使用。
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愿望相反，土俄战争结束了，红新月标志并未终止使用，而且继这一令人遗憾的先例之后，很快又出现了对红十字标志统一性的新挑战。
（三）红狮与太阳标志的由来
1899年海牙和平会议起草关于把1864年日内瓦公约原则用于海上战争的公约时，波斯国（即现在的伊朗）代表提议采用另一种保护标志——“红狮与太阳（红狮日）”。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红十字运动的统一性与红十字标志多样性的矛盾。
这个问题在1929年的外交会议上达成初步妥协的解决办法，即在日内瓦公约上写上一个新条款（第十九条），一方面重申红十字标志不具有任何宗教性；一方面正式承认红新月和红狮与太阳标志具有法律效力，但仅限在那些已经采用的国家使用。会议还明确规定，以后不再承认任何新标志。
但是，标志问题的矛盾依然存在。在1949年的外交会议上，又有人提出以下一些动议：
——采用一个新的统一标志；
——恢复原来统一的红十字标志；
——以色列要求承认新的标志：红大卫盾（以色列军队医务部门使用的特别标志）。
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上述提议都没有得到采纳。会议决定保留1929年会议采取的妥协做法。因此，在一段时间内曾有三种标志：红十字、红新月、红狮与太阳。直到1980年9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它的军队医务部门废止红狮与太阳标志，改用红新月标志（但有保留，即将来如有红十字与红新月以外的新标志出现时，伊朗保留恢复使用红狮与太阳标志的权利），这样就又恢复到以前只有两种标志的状态：红十字和红新月。
鉴于这种情况，198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5届国际大会上，将《国际红十字运动章程》改称为《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这样，红新月就与红十字取得了同等资格，成为一些信奉伊斯兰教国家的军队医务部门的特定标志，也是这些国家的红新月会的标志。大会再次重申红十字与红新月标志不具有任何宗教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1949年修订的日内瓦公约有意对红新月和红狮与太阳标志的使用作了相当严格的限制，只允许1949年以前采用过这两个标志的国家使用，禁止1949年之后其他国家再使用这两个标志，重申红十字仍然是公认的标志。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惟一可以同时使用两种标志（红十字与红新月）的国际组织。应说明的是，两种标志同时使用时不具有保护作用，只有标明作用。目前世界上使用红十字标志的国家有152个，使用红新月标志的国家有33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仍然使用红十字作为惟一标志。
（四）红水晶标志的由来
通过对标志的起源及发展的了解，可以清楚地看到，标志问题一直是困扰红十字运动发展的难题之一。特别是近些年来，由于少数国家的红会表示不能接受和使用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现行的红十字或红新月标志，从而不能加入红十字运动，所从事的人道救助活动不能得到国际人道法保护这一事实，引起了国际社会和红十字运动内部各方的极大关切。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以色列因坚持使用“红大卫盾”作为其人道救助组织标志和名称而不能成为红十字运动的正式成员。此外还有哈萨克斯坦和厄立特里亚因种族和宗教原因要求并列使用红十字与红新月两个标志，面临同样不能加入红十字运动的境况。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本运动又开始新一轮的努力，探索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经过一系列国际会议的反复磋商和辩论，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在现行的两个标志之外，再增添一个新标志，供那些使用现行标志有困难的国家红会使用，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加入红十字运动，同时也使本运动的普遍性的基本原则能够得到更充分的体现。
然而，增添一个新标志意味着需要对现行的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加以修订，即邀集日内瓦公约缔约国政府召开外交会议，采用协商一致的方法达成并签订一项有关新标志的议定书——《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公约关于采纳一个新增特殊标志的附加议定书（第三议定书）》。这当然是各国政府共同参与的一项政治决定，而不是本运动自身能够单方面决定的。2000年，围绕新标志的政治磋商一度接近成功，但就在举行外交会议的前夕，突然加剧的巴以冲突使得各方面的努力功亏一篑。然而，本运动推动各国政府早日签署第三议定书的决心始终未变。
关于新标志的情况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红十字运动的统一性与标志的多样性的矛盾日趋严重；二是红十字运动拟增加新标志的设想，是一种顺应时代变化的积极和务实的行动。
2005年12月，作为日内瓦公约存放国的瑞士政府召集各缔约国在日内瓦召开外交大会，目的是通过第三议定书。经过激烈辩论与协商，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第三议定书（第三议定书称新标志为“第三议定书标志”，是“一个白底红色边框的竖立正方形”）。
第三议定书的通过，意味着新标志已经在国际法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本运动需要做的事是将新标志纳入运动的章程和议事规则。
依照惯例，红十字国际大会每四年举行一次。第2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本应2007年召开。为了尽快推动新标志问题的最终解决，红十字与红新月常设委员会决定提前一年召开第2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
2006年6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29届红十字国际大会上，309个代表团对决议草案（决议草案正式将第三标志的名称定为“红水晶”）进行投票，结果赞成票超过2/3（按照运动章程，修改章程属于重要事项，需要得到参加会议并投票的代表团总数的2/3以上的票数方能通过），决议得到通过。在随后召开的国际联合会特别大会上，全体与会代表用鼓掌方式一致通过接纳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和以色列红大卫盾组织为本运动第184和185个正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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