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第一个赴日出庭作证“慰安妇”幸存者讲述不堪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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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到黄有良洗澡完，胡小城又端来饭菜，照顾她吃午饭；饭后，同样搀扶老人家出来坐坐。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田仔村里的黄文昌冒死来到了藤桥日军营部，向日本人报告说，黄有良的父亲死了，央求让她回去给给父亲送葬。

现年87岁的黄有良是第一个赴日出庭作证的海南黎族阿婆。

黄有良阿婆的孙女在给她贴膏药。

黄有良阿婆在日本的照片。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并给予每人2300万日元的赔偿，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妇女，日本侵琼期间她们遭受日军性暴力时都是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年长的才17岁。

　　然而经过长达10年的对日诉讼之路，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起诉案，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如今，当年起诉日本政府的8个老人，只剩下陵水的黄有良和陈亚扁两位老人，保亭的6位老人已全部离世。

　　迎着初升的太阳，被山水环抱着的小山村——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爸村委会乙堆村开始了新的一天。

　　7点钟左右，像往常一样，胡亚前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敲敲母亲黄有良的门，让她起床。今天，当胡亚前正要举手敲门时，从门缝中发现昏暗的小屋里已经亮灯了。胡亚前摇头自语：“看来，母亲昨晚又没有睡好。”

　　“几点起来的呀？头又痛了吗？”胡亚前问呆坐在床沿的母亲。黄有良没有回答。胡亚前连忙给她倒温开水，拿来毛巾、端来洗脸水等，让母亲洗漱。

　　风烛残年

　　这是一间宽约10来平方米的小瓦房，里面的物品、家具并不多，显得非常干净整洁：一张木板床靠着墙壁安置，床前的凳子上有一台风扇，吃饭有的桌子在屋子中间，角落里还有一辆轮椅车；在老人的床头还挂有几袋青槟榔，床上放有一些药品以及一本相册。

　　相册里大多是孙子、孙女的照片，也有黄有良两次日本东京之行的照片。胡亚前说，母亲有时爱对着照片发呆，所以，家人怕她看照片回忆惨痛往事，就经常把相册藏起来，但是，老人家非常生气，而且最终总能找得到。

　　7点半，黄有良洗漱完毕，孙女胡小城给奶奶端来饭菜：一碗稀饭、一碟清炒地瓜叶以及一小锅炖肉。胡小城说，奶奶饭量并不大，每顿只能吃一小碗稀饭，而且不爱吃鱼。看着孙女和我们聊天，黄有良露出许些微笑。“以前，我都是跟奶奶一起睡，方便照顾她起居，但是，家里盖好新房，她就把我赶出去了，可能是怕跟她睡影响我休息吧。”胡小城说，奶奶永远是她最贴心的。

　　吃完早饭，胡小城把碗筷收走。黄有良找来抹布，拭擦饭桌；然后又很吃力地拿起扫帚打扫房间卫生。

　　8点钟，在胡小城的搀扶下，黄有良走出小屋，到院子里坐。由于脚肿痛，黄有良走路很艰难，每跨一步都很费劲，从房间到院子不足5米的距离，她也要花上好几分钟。

　　由于腰痛，黄有良“享受”安坐在院子的时间每次都维持不了半个小时。8点半，胡亚前不得不又把她搀扶进房间躺床。“即使是躺在床上，大多数也还是睡不着，有时白天睡多了，晚上又睡不了，更难受！”黄有良说，这种分不清白天、黑夜，记不住时间的日子真难熬。

　　“有时，我说过不了今年了，总是被儿子、儿媳妇骂。”黄有良说，知道他们孝顺，想让我活得长些，所以，也就坚强地过上每一天。

　　胡亚前一家人很理解奶奶黄有良的心思。年纪大了，不但要忍受各种疾病的折磨，最主要的还是那段掩藏在老人家心底里，却又挥之不去的，最刻骨铭心的惨痛噩梦般的经历。

　　中午12点，黄有良打开房门，胡小城忙跑进去问奶奶是否要吃午饭？黄有良告诉孙女想洗个澡。胡小城赶紧端来两大桶温水，伺候奶奶洗澡。对于黄有良来说，洗澡可是个稀罕事。腿脚关节疼痛，碰不了凉水，一定要是大太阳天气才敢洗澡。即使是这样，老人家也还是自己坚持洗衣服，而且非常讲究卫生，房间里没有一点异味。

　　待到黄有良洗澡完，胡小城又端来饭菜，照顾她吃午饭；饭后，同样搀扶老人家出来坐坐。

　　两点钟，黄有良回到房间休息，一直到下午6点钟，再次出来安坐院子，吃晚饭，进房休息。

　　晚上7点钟，在我们即将离开黄有良家时，她关心地问道：有车吗？一定让胡亚前送到村口。

　　一场梦魇

　　在采访的一整天中，记者不愿意向黄有良，甚至是她家人了解老人家“慰安妇”的经历。而是前往田仔村找到曾经两次陪同黄有良到日本的胡月玲了解。2001年11月，为了控诉日本侵华的罪行，在胡月玲的陪同下，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第一个到日本，站在法庭上，要求日本政府公开谢罪和赔偿；2006年11月，她俩又再次到日本进行控诉。

　　黄有良出生在1927年。194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黄有良的家乡——陵水县田仔乡架马村，黄有良噩梦般的经历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胡月玲说，大约是11月份左右，正在收割水稻的季节。有一天，黄有良挑着挑着稻笼，往村外的水田走。忽然听到一声叫“站住！”黄有良前面站着一队日本兵，吓得扔下稻笼，拔腿就往山里跑，后边10多个日本兵喊叫着追赶。

　　没有跑多远，黄有良就被抓住。日本兵饿狼似地扑上来，浑身上下乱摸乱捏，还剥开黄有良的衣服和裙子……黄有良抓住一个日本兵狠狠咬了一口，这个日本兵就拔出军刀，就要朝着黄有良劈。

　　这时，一个一个军官模样的日本人朝着那个日本兵大叫了一声，那个日本兵就放下了刀退到了一旁，接着，日本兵便都走开了。日本兵走后，这个军官就上来欺负黄有良，黄有良拼命挣脱，然后跑回家里。谁料到，这个军官竟悄悄地跟在身后，进了家门，强奸了黄有良。

　　黄有良把经过告诉了父母，父母让她赶紧到邻居家家住。那一夜，黄有良哭了整整一个通宵。

　　第二天，那个军官又带着几名日本兵来到黄有良家。找不到黄有良，就对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听到日本人打父母亲，就只好回家。那个军官就又强行把黄有良拉到房里强奸。以后，那个军官夜夜到黄有良家。为了不让父母再被毒打，黄有良只好任凭他们对自己糟蹋。

　　智脱魔窟

　　1942年4月的一天，那个军官带了几名日本兵开着军车来到黄有良家，把她押上车，送到藤桥，关进了警戒森严的军营当“慰安妇”。

　　在慰安所里，黄有良和被抓进来的姐妹不停地被轮奸，受尽欺凌。有的忍受不了，就自杀；有的想办法逃走，但日军看得很严，逃不出去，惨遭毒打。

　　1944年6月中旬的一天，田仔村里的黄文昌冒死来到了藤桥日军营部，向日本人报告说，黄有良的父亲死了，央求让她回去给给父亲送葬。起初日军军官不理睬，黄有良和黄文昌就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最后他们才终于同意黄有良回家。

　　黄文昌带着黄有良从藤桥抄小路走，连夜赶路，深夜一点才回到家。一进家门，见到父亲没有死，还在，黄有良和父亲抱头痛哭。原来这是父亲和黄文昌为了帮黄有良从日本人手里逃出来想出的计策。

　　黄有良的父亲和黄文昌拿着锄头粪箕，悄悄的在村边的荒坡上堆了两个假坟，假装是自杀了的黄有良和父亲的坟墓。然后，黄有良一家就连夜逃往到保亭，日本投降后，才又回到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