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科技成果转化难在哪儿？企业如何唱主角？

　　科技成果转化提速

　　32年前，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科技体制改革拉开序幕。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科技实力大幅提升，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令世界瞩目。科技体制改革也取得了显著成就，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一些问题仍存，制约了科技创新发展，亟须以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

　　2012年7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颁布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拉开了新一轮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

　　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全力推进，一系列重大举措相继推出。针对科技成果转化先后出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形成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三部曲”。今年10月，科技部又印发了《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建设指引》，其用意，皆是为了打破成果转化困局，推动科技与经济融合，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巨大潜能。

　　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再次重申了科改的根本目的，就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以改革驱动创新，强化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对接，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释放科技创新潜能，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可以相信，随着一系列科技改革政策落实到位，作为科技与经济结合的主要载体，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将会进一步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也将不断完善；科技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将得以充分调动，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必将进一步加快，科技进步的能量会不断释放，中国科技事业将迎来欣欣向荣的春天。

　　科技成果转化难在哪儿

　　11月6日，中国科学院孵化的寒武纪科技公司发布国产人工智能芯片 殷刚摄

　　企业能否带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金融、投资等机构参与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目前看来还存在困难

　　“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十九大报告指出了2020～2035年的阶段性目标——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强调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转变成现实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科技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举措。

　　1985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幕，改革的着力点，就是要解决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使科技真正为经济建设服务。

　　经过30多年的发展，科技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取得了重要成绩，科技与经济脱节的现象得到有效缓解。但总体上看，科研成果转化率仍偏低，科技对经济和社会的支撑能力仍待提高。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陈勇鸣分析认为，政府对科技成果转化缺乏规范的政策配套，加上科技成果转化的高门槛、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特点，成为转化成功率低的重要原因。

　　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有所改观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科研体系相对独立、封闭，这也导致科技与经济脱节。

　　“30年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非常突出，搞科技的人不关注经济，这是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刘峰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对科技体制进行改革，引导科技工作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2006年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一系列行动部署使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得到深入推进，科研人员积极性得到调动，科技成果加速产业化，科技与经济“两张皮”问题得到改观。

　　“现在，创新驱动发展是大势所趋，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强烈需求。”刘峰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创新资源投入持续增加，知识产出能力显著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日益突出。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显示，中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已升至第17位，是唯一排名进入前20位的发展中国家，与创新型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该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R＆D（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2275.4亿美元，占全球的15.6%，位居美国之后排第二位；当年研发经费占我国GDP比重达到2.06%。

　　据科技部提供的数据，2016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增长15.97%，达到11407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从分布领域看，技术交易主要聚焦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领域，占成交额的80%。从交易主体看，高校院所的技术供给积极性增强，成交技术合同增幅达21.78%；企业成为技术吸纳的主体，吸纳技术占交易总量的76.91%。一批重大科技成果在企业与产业发展中得到转化应用。

　　2016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同样显示：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转化科技成果的热情高涨，科技成果转化数量显著增长。仅2015年，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就输出技术合同9.8万项，成交额达874.7亿元。

　　转化难题犹存

　　“科技发展超前于经济是必然规律，我们应该全面认识科技成果转化这一难题。”刘峰表示，在认可成绩的同时，我们仍不能忽视科技成果转化的短板。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一项成果在科学家眼里完成了，得到了科技同行认可、发表了论文、有高引用率，但这离实际应用、离对经济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还有相当的距离。”中科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

　　中科院苏州医工所研究人员对结构光照明超分辨显微镜进行工程化试验

　　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丰富且总量逐步增加，但转化数量仍然偏少，转化成功率高的科技成果更是稀有。“高校的技术发明很多是闭门造车，不适合我们现实需要。”一位企业主告诉记者。

　　高校、科研机构供给能力不足、科技成果实用性不强，科技供给的质量和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升。

　　“用财政资金的研发项目，转化落地成功率并不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李燕坦言。

　　传统体制下，科研活动主要由实力雄厚的高校、科研单位承担，国家财政资助的科研设施和科技成果在内部封闭运行，由于不需要经历市场竞争，高校、研究机构的科研活动动力不足，难与市场贴近。

　　“科研人员对成果的创新性、市场应用性重视不够，研究成果与企业需求和产业技术发展有较大差距。”陈勇鸣分析说，现行考核体系下“重研发、轻转化”、“重论文、轻专利”等现象仍然存在，这导致科研人员片面追求发表论文的数量，对成果转化积极性不高。

　　李燕认为，现在不是单纯的就转化谈转化，而是要面向市场，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要承担主体作用，形成科技成果从研发到市场化的渠道。

　　“但企业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强，积极性不高。国企大而不强、外企强而不为、民企长而不大。中小企业大多处于产业低端，对成果转化‘有心无力’。”陈勇鸣说，企业吸收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能力与动力不足是科技成果转化短板之一，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难以发挥。

　　《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施情况的检查报告也指出，不少企业创新意识不强，研发投入强度偏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约为0.9%。企业创造、吸纳、运用科技成果的能力不足，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具体来看，在解决科技成果小试、中试，一直到社会资金进入的这一过程，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严庆说。

　　推动转化亟须政策细化

　　10月20日，科技部副部长王志刚在十九大新闻中心接受采访时提到，我国走的是一条以人才强、科技强带动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道路。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

　　为激发科技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近年来一系列针对性政策陆续出台。王志刚提到，过去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后，个人可能不一定有太多利益。修订后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明确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收益的50%以上要奖励科研团队，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鼓励科研人员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获得合理收入，加强科技成果产权对科研人员的长期激励。

　　为建立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岗位管理和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中科院与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绩效作为相关院属单位创新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为院属单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鼓励科技人员投身双创提供政策保障。

　　李燕认为，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政策落地极为重要，尤其是高校和研究机构对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支持政策要落实到位。

　　受访专家建议，政策的落实需要建立细化的措施，在高校、科研机构管理方面，需理清个人与集体、院系与学校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建立激励机制，保障对产学研做出重大贡献的个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在职称评定方面，亟须建立符合社会需求的转移转化人才评价体制。

　　“好的科技成果总是稀缺的，想要的企业很多，但科技创新很多是失败的。”刘峰认为，多数情况下，企业并不具备单独的研发能力。企业能否带动高校、科研机构以及金融、投资等机构参与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目前看来还存在困难。

　　例如，虽然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之间往往能够以协议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但“貌合神离”现象突出，科技成果与产业应用脱节的问题尚未解决。

　　“科技成果转化需要产、学、研、用共同推动。”严庆说。

　　李燕同样认为，企业承担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作用，就要在企业与高校、研究院所之间建立通道，搭建产学研平台。改变以前仅拿科技成果找市场的单向模式为市场与科技成果互动的双向沟通。

　　在广州市，企业可以联合大学申请技术攻关，促进了高校与企业对接。“我们对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单位有鼓励政策、项目支持。技术成果在广州转化成功，企业会得到政府的补贴。对中小企业来说，还有创新券的支持。”广州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副主任王越西告诉记者。

　　“已有科研成果往往与需求不搭界，我们便针对企业提出的需求，组织专家进行集体攻关。”广州市科协副主席陈爽告诉记者，“有时候企业不知道需要什么技术，我们也会组织专家与企业讨论，帮助企业发现自身需求，打通成果转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鼓励科技人员跟企业合作，或者自己办企业。一些著名高校、科研院所的知名教授也想办企业，但是缺乏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可以让有经验的人来办，教授还在实验室里面搞科研，但他有股份，有话语权。”王志刚说。

　　“不能狭隘地理解为科技人员下海办公司就是双创。”严庆认为，科研人员怎么把握市场，怎样具有企业家精神，这些都需要培养。

　　成果转化要瞄准关键环节

　　“现在成果转化的一个突出短板是企业承接力不强。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具备识别技术、加工技术、运用技术的能力。”

　　陕西光电子集成电路先导技术研究院研发人员正在进行芯片技术研发

　　在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中，企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在承接科研产出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再创新，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高校、科研院所是“资源池”，一大批科研成果如矿山中的黄金等待勘探开采；中介服务机构是“架桥人”，既维护各方利益，又提高转化效率。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新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为此，上海也出台了《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和《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结合自身实际，针对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环节，探索出了一条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的新路，对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具有启发意义。

　　增强企业主动承接力

　　存储器芯片，是各种智能终端保存信息至关重要的“大脑”，也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主要“短板”之一。为此，中科院上海微系统研究所进行了十余年攻关，不仅在大容量相变存储器的科研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更实现了千万级芯片量产的市场化销售。

　　从“原始创新”到“规模量产”，相变存储器这一科研成果成功打开市场，离不开企业的主动承接。

　　主流存储器芯片技术实现路线有三种：动态随机存取、闪存和相变存储。每条技术路线，中国的研发“底子”都很薄。为打破国际垄断，2003年，该所信息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宋志棠带领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起相变存储器的研发。

　　然而，课题启动不久，便遇到了困难：要想做出存储器的电极材料，使其表现出存储性能，必须要用到纳米加工工艺，但研究所并不具备。怎么办？

　　国内领先的集成电路芯片代工厂——中芯国际得知这一情况后，敏锐地认识到：这将是未来存储器芯片发展的主要方向。于是，他们很快就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合作，组建了联合研究团队，申请国家项目，搭建起８～12英寸相变存储研发平台，建立了一整套芯片开发组织和技术推进管理制度。

　　在中芯国际的助力下，到了2007年，宋志棠团队对相变存储器的基础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在元器件方面仍有很大差距。于是，双方又进一步建立了“纳米半导体存储技术联合实验室”，搭建相变存储器专用平台，实现了相变材料制备工艺与中芯国际标准工艺的无缝对接。

　　对此，宋志棠总结说，与企业联合进行科研攻关，只要运营得当，就能大幅提高效率。“所内科研人员强在原始创新和基础科学问题研究方面，企业则强在解决芯片集成工艺难题、性能测试方面。”

　　经过14年的努力，这支联合研发团队，共发表了包含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在内的410篇学术论文，授权发明专利291项；双方研制的相变存储芯片2011年成功测试，为我国在国际存储器芯片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

　　这项成果的转化并未止步于此。在科研攻关任务基本告一段落后，如何让研发出的芯片通过规模量产、进入市场，并应用到各种智能终端成为研发团队的新目标。

　　长期从事兼容芯片设计、研发和生产的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丁励在新闻中看到宋志棠团队取得的技术突破，第一时间找到他们，寻求合作。此时，宋志棠团队已有进一步推进相变存储器产业化的打算，双方一拍即合。

　　2012年，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与珠海艾派克微电子有限公司展开战略合作，并率先将相变存储芯片应用于打印机行业。

　　在产业化环节，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科研攻关环节，研究人员会从1000颗芯片制备中找到性能表现最好的一颗，作为应用转化的‘原型片’；但在推向市场前，企业则会想办法从1000颗中找到性能表现最差的一颗，以此发现技术漏洞，最大化确保产品安全，减少市场召回概率。”丁励说。

　　于是，在推向市场前，艾派克公司、中芯国际又与宋志棠团队一起，对芯片进行了数千次反复测试和技术修补，突破了商业化应用的一个个技术瓶颈。2016年，三方联合设计的打印机用相变存储芯片开始规模量产。截至2017年６月，已完成1600万颗芯片的市场销售。

　　上海微系统所、中芯国际、艾派克公司的联合，打通了“原始创新－技术研发－产业转化”链条上的各项关键环节，为科技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走进市场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

　　上海市科委主任寿子琪认为，市场在成果转化中具有决定性的“发言权”，而企业就是引擎。“现在成果转化的一个突出短板是企业承接力不强。没有足够多的企业具备识别技术、加工技术、运用技术的能力。再超前一点讲，就是企业要能够去识别知识，把知识转化成技术，再来加工、运用。实践证明，当下要想实现成果转化，一定要把企业推到前台，用各种政策鼓励企业创新。”

　　为了激发企业主动承接技术成果的动力，上海一方面根据科技型中小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的创新需要，建立了完整的创业团队、小微科技企业、科技小巨人培育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卓越创新企业的政策扶持链，另一方面，最大程度地落实国家普惠性税收政策。

　　据了解，2016年，上海已落实6794家企业享受研发费加计扣除政策，减免税额102亿元；3168家高新技术企业减免所得税额162.53亿元，增幅比例远超历年增长水平；各种税收政策为企业减免税合计269.7亿元，同比增加37.2%。

　　增加源头端技术供给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骆大进认为，在促进高校、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几个关键环节：科研成果的处置权和收益权；不同类型科研人员的职称评定、岗位管理、考核评价、收入分配、激励约束；成果转化现金奖励的税收优惠等。

　　为了解决核心科研团队的股份奖励问题，上海理工大学太赫兹团队在上海首次实行了“先投后奖”的技术转移转化模式。即：高校先投资成立企业，再将一部分股份奖励给研发团队。

　　2016年３月，上海理工大学将４件专利作价2879万元，上海理工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出资321万元，共同注册成立了“上海上理太赫兹科技有限公司”。校方随后发布文件，将学校所持股份的80%奖励给科技成果完成团队，并将其余20%股份划转给上海理工资产经营公司。

　　该模式的成功经验也在上海市发布的地方新政中得到了体现，上海大学、同济大学等更多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沿着这条道路，顺畅地实现转化，科技人员也得到了应有的激励。如今年５月，同济大学“高性能激光技术及装置”3800万元技术转让至上海一家科技企业，其转化收益的85%奖励交由科研团队支配。

　　除了解决核心科研团队的权益问题，一些高校还在职称评定、晋升通道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如上海理工大学，其办学特色是注重应用学科，学校从事横向课题和服务的科技人员占比较大。以前，对这些人的职称评定需要考核SCI论文的发表数，一些副教授多年没能评上职称，主要卡在了论文上。

　　为此，上海理工大学专门推出了分类评价制度，针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开发和基础研究的人员“量身定制”了各自的评价体系，不再局限于论文考核要求。

　　该校光电信息研究院“超级团队”的学术带头人庄松林院士认为，分类考核评价机制，避免了为应付短期考核而导致的学术研究上的急功近利，有利于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诞生，提升了科研成果转化市场的技术供给质量。

　　加强科技中介的“架桥”作用

　　去年，美国生物医药“技术猎头”沪亚生物国际与复旦大学签订了一种新型抗肿瘤免疫治疗候选药物的独家专利许可，通过向复旦大学支付专利费，获得该药物除中国地区之外的全球专利权益。

　　在专利转让过程中，该项目相关科研人员深感专业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的重要性。“我的本职工作是搞好科研。但为了成果顺利转化，我必须掌握十八般武艺：要会写论文、写专利申请、制作合同，要懂财务，擅谈判……但这些都不是短时间就能上手的‘硬功夫’，却是转化中客观存在的现实。”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类似斯坦福、牛津、剑桥这样的国外知名高校，其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办公室的人员，大多在40～60人不等，这些人对校内成果和校外市场都比较熟悉，能较为敏锐地筛选具有转化潜力的项目、具备法务专业技能、有市场推广经验、同时能设计好各方利益分配。

　　长期从事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的科创帮CEO唐晓琳说：“专业的人应当做专业的事。在服务科研人员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对市场的理解往往存在一定误区。比如，技术越先进，不代表市场转化的竞争力就一定越强。市场要的是性价比，有的技术水平很高，但市场并不需要；或者技术先进导致的成本增加，市场也不一定接受。”

　　唐晓琳还发现，科研人员对技术成果变成产品、产品实现销售这一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往往事先预估不足，导致转化过程受阻时比较容易放弃；在观念上，科研人员比较重技术、轻生产、轻销售及管理，导致最终无法实现产业化。

　　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朱志远认为，目前，科研项目大多缺乏社会第三方的参与。“好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应具有懂商务、懂法务又懂专业的复合型人才，他们擅长发现科研成果的技术缺陷、挖掘潜在企业的需求，可以把不同领域的项目拉拢在一起，这类‘架桥人’是我们欠缺的，需要重点培育。”

　　今年以来，上海加强了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的推进力度。一是培育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通过资金引导、科技创新券等方式，引导和扶持100余家市场化、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创办、发展；基于传统佣金式，“技术转移服务＋投资”成为重要模式；二是重视技术转移转化服务人才培养，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获悉，上海市科委正在筹建上海技术转移学院。旨在通过对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在职人员和研究生学员的技术转移业务培训，为高校院所输送复合型专业人才，壮大技术转移服务业市场的力量。

　　企业怎样唱主角

　　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但现阶段，我国部分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仍难以确立

　　科大讯飞在（首届）全球1024 开发者节上展出智能语音机器人 郭晨摄/本刊

　　申亚琪是半导体行业的研发工程师，2015年6月，她带着30万元启动资金，入驻中科院苏州育成中心提供的免费工位，开展半导体封装设计服务。用了两年时间，她完成了智能振动传感器模块原型开发并推向市场。

　　但申亚琪依然面临不小的考验。“做出来的产品怎样得到市场的认可，并转化成规模化的经济效益，这是最大的挑战。”申亚琪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完成这一步，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才算完成，而不仅仅是造出一个样品。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创新活动全过程的“最后一公里”，成果转化是否顺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科技创新活动的成败。新修订的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应当尊重市场规律，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企业如何才能当好主角使转化更顺畅，成为建立健全技术创新体系的关键。

　　企业的优势和需求

　　“以我们的振动传感器为例，当初从科研机构买来的是一个样品，即科研成果，拿到计量院去测试，能测出它的性能，但科研机构对这个样品的外形、用材、成本等没做太多考虑，可能超出市场实际承受能力。我就要去做修改，拿到具体的应用场景下去做调试，最后才能把它完善成一个产品。”申亚琪说。

　　实验室产出科研成果，而市场上需要的是能为生活和生产发展提供服务的商业产品，两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我之前接触过从国外回来的专家、专业技术背景很高的创业者，他们有做研究的严谨性，特别看重自己的科研成果，反而忽略了市场。”申亚琪分析说，从科研院所角度讲，科技人员是根据其对科技发展趋势及世界科技竞争态势的判断来确定科研方向，没有真正形成以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为依归的研发模式。这造成科研人员的技术研发活动在立项阶段就可能与市场需求不一致，导致具有转化价值的成果比例不高。

　　受访专家认为，发挥企业在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是由科技成果转化的特点决定的。科研成果必须经过大量的技术完善工作和商业化过程，才能“转化”为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这就需要企业依据市场需求，将科研院所的研发成果与生产体系进行有效衔接。

　　科技成果转化本质上是一种商业行为，其转化周期具有长期性，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需要经过应用研究—中试放大—工业示范—产业化等多个阶段，各阶段都需要根据市场需求制定阶段目标，对阶段成果进行评估和再完善，及时调整转化方案。显然，科研机构并没有能力单独完成成果转化的“全链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李燕认为，企业自身特点也决定了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企业具备将技术优势转化成产品优势并通过市场使之效益最大化的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离市场最近，了解市场需求，能使创新成果及时、准确地满足市场需求；从提高创新效益的角度看，企业进行市场经营运作的经验丰富，科技成果由企业主导进行转化，才能让科技成果的效益最大化；从创新的效率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整合资源的能力更强，更容易联合高校、研究机构、中介服务组织、金融机构等多方面资源，开展协同创新，从而最大限度提高创新的效率。

　　“‘春江水暖鸭先知’，在科技行业里深耕的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趋势更了解，可以更好地把握研发方向和技术路线的迭代。”幻视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CEO杜晶告诉《瞭望》新闻周刊，创新型科技企业的研发人员对技术变革有最敏锐的感知，为快速验证新科技，很多领域的创新型企业会结合当前市场需求，促进科技成果在传统行业的应用。

　　成果转化的主体

　　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要载体，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创新的规模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不久前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6-2017》（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中国国家创新指数排名，从2000年的第38位，上升至目前的第17位。在构成国家创新指数的5个一级指标中，中国的“企业创新”排名比上年上升1位至第11位。

　　《报告》提出，企业创新能力与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存在高度的关联性。2014～2015年，企业创新分指数排名前15的国家中，有12个国家进入了国家创新指数前15名。

　　受访专家表示，企业是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应该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但现阶段，我国部分企业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仍难以确立。

　　“我们研发的胶囊胃镜机器人内含300多个元器件，是涉及医学、材料学、微电子技术、控制技术、成像技术等多学科交叉的课题。8年前，我们团队的技术专家们从科技交流开始，逐步形成多学科集成，进而达到跨界合作。小小的胶囊胃镜是高度浓缩了的不同学科之间的智慧结晶。”上海安翰医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郇丹丹告诉记者。

　　多学科集成的一粒胶囊大小的胃镜机器人，其研制过程遇到的诸多挑战，也是多数成长型科技企业在成果转化中面临的难题。没技术、缺人才、少资金，很难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成熟的产品。

　　“从技术成果向产品的转化，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需要面临生产化、市场化的检验，最终完成产业化。期间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的支持，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北京康力优蓝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雪楠告诉本刊记者，“在我们的类人型机器人开发过程中，曾前后设计了近30台样机，每一次都面临着失败的考验。只有抱着极大的试错耐心和容错的心态，才能最终坚持到底。”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陈勇鸣表示，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中间试验、样品试制、商业化、产业化等阶段中，政府资金大多投入到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阶段，企业资金主要投资到产品的商业化、产业化阶段，而产品的中间试验、样品试制阶段则投资很少。在发达国家，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化，投资的比例是1:10:100。

　　“一个科技成果在实验室研制出来后，要经过小试、中试后，工厂才能承接进行工业化生产，但我国绝大部分企业缺乏应用研究，即缺少中间试验、样品试制阶段，企业无法进行科技成果的中试，因此很难承接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陈勇鸣分析说。为此，他建议加大对科技成果转化中试环节的引导性投入力度，鼓励企业和社会资本建立一批从事技术集成、熟化和工程化的中试基地，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亟须跳出技术人才资金困境

　　“科技成果经常是半成品，企业拿到成果后需要‘消化’，进行中试、二次开发，但大部分企业承接科技成果的能力不足。即便把图纸给他们都造不出产品。”西安光机所西科控股董事长、中科创星联席CEO曹慧涛说。

　　我国大部分科研经费投给了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中小企业科技发展的经费很少。曹慧涛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另起炉灶”、为企业添置科研设施、培养科研人才会非常困难，而且耗费巨大，可行的办法就是拆掉科研院所的“围墙”。

　　在曹慧涛看来，科研院所和高校积累和沉淀了大量优秀科研成果、人才技术、仪器设备和实验平台，在满足自身科研工作的同时，完全可以把空余闲置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向企业开放。只有拆除研究院所“围墙”，帮助中小型科技企业补齐研发实力弱的短板，才有可能培养出一批有研发能力的企业。

　　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从企业的长远发展看，人才、技术和资金是企业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但长久以来，由于企业对技术创新观念的普遍淡薄、创新成本过高、创新激励机制的缺失等原因，导致大部分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对技术研发人员吸引力不强。

　　“从一个好创意到独特的技术发展方向，到一个好产品，直到被市场认可，需要汇集各方面人才构成一支稳定团结的团队共同奋斗，更要有足够的平台和空间让人才在技术研发方面得以施展。”郇丹丹说。

　　杜晶告诉记者，他们成立公司之初，就把更多的成本投入到了创新型人才队伍的建设和新技术研发上，“因为很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是通过研发创新一步步积累出来的。”

　　受访专家建议，应积极鼓励科研人员创业，孵化一批高科技企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同时建议，国家要加强对重大成果产业化项目的支持力度，探索股权投资、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市场化手段。对前期高投入、风险负担大的科技项目，要探索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落实财税及金融支持政策，针对过于原则性的措施，要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加快实施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积极推进科技项目后补助，支持中小企业科技成果转化。

　　在金融资本聚焦企业方面，江苏省做了许多尝试，如在风险补偿机制方面，江苏省设立资金池，撬动银行贷款。“银行向科技企业提供平价利息贷款，如果出现损失，90%的损失由政府承担。2016年一年，我们撬动了银行100个亿贷款，主要对象是中小科技企业。”时任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的蒋跃建告诉本刊记者。

　　“投资企业首先得看这个企业的产品是否真正解决了用户的痛点，并有自己的独特性；其次看这个企业在我们公司产业生态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它的发展的前景。”科大讯飞AI双创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方明告诉记者，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了专门针对孵化企业的创投基金，根据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对应提供不同类别的股权投融资服务。

　　今年6月，申亚琪的公司估值一亿元人民币，并完成了首轮1000万元融资。“科技成果转化应该从市场出发，找到要去解决的痛点，再反过来去寻找有什么合适的科技成果可以解决这个痛点。找到了满足市场需求的科技成果，那么科技成果转化并不难。”申亚琪说。（文/孙英兰、扈永顺   刊于《瞭望》2017年第4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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