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梳理“省长”是怎样炼成的：多因前任晋升书记
11月26日，福建省委副书记于伟国出任福建省副省长并代理省长职务，因苏树林落马而空缺近两月的福建省省长一职终于有人代理执掌。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行政首长全部到位。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目前的31个地方政府一把手中，10人是在十八大以前就已经担任现职，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后，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调整了政府一把手。
那么，目前的31位省区市政府掌门人都是如何当上“省长”的？他们的履历里又有什么特点呢？
何时成为地方政府一把手？
超过三分之二现任“省长”是十八大之后上任的
在十八大前当上地方政府一把手的10位“省长”，分别是北京、河北、江西、广东、甘肃、江苏、湖北、重庆、内蒙古以及天津的行政长官，他们当中超过半数任职时间已达到或超过5年，可以说是“省长”中的“老面孔”。其中，履职时间最早的是天津市长黄兴国，在2008年1月就当选天津市长。此外，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重庆市长黄奇帆也在2008年、2009年就担任了现职，任职一把手时间已超过5年。
北青报记者发现，十八大之后不到半年时间，地方政府一把手密集调整。在十八大结束后的次月，也就是2012年12月，就有山西、上海、浙江、陕西4省市调整一把手。此后的3个月时间里，又陆续有山东、广西、宁夏、黑龙江、河南、湖南、青海、西藏、四川等地的9名一把手到任，其中7人是在当年全国两会之后的当月或一个月内调整成为地方政府首长。
今年的调整亦比较频繁，涉及安徽、海南、福建、贵州、辽宁5个省份。其中，因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落马，引发了贵州省领导班子的调整，原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赴河北任省委书记，原贵州省长陈敏尔接任省委书记，国家卫计委原副主任孙志刚则调任贵州代理省长职务。还有同样因前任落马而接任的福建代省长于伟国，以及因前任生病请辞而接任的海南省长刘赐贵。此外，今年安徽、辽宁的省长也因前省长任书记而发生变动。安徽原省委副书记李锦斌任安徽省长，湖南原省政协主席陈求发调任辽宁省长。
成为“省长”的契机是什么？
过半调整是因为前任晋升为当地省委书记
目前的31位“省长”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调整到现在的职位上的呢？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省长”调整最常见的情况是前任在本地升职，比如成为省级党委书记，共有17人属于这种情况；其次则是前任调到中央任职，共有4人。比如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的前任就是现在的国务委员杨晶，2008年杨晶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巴特尔任代自治区主席。类似的还有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其前任努尔·白克力调任国家发改委任副主任；山东省前省长姜大明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继任者为郭树清；江西前省长吴新雄赴国家电监会、国家能源委任职，2011年6月鹿心社任江西省代省长。还有4人，其前省长已经接近65岁，到全国人大等机构任职；再有就是前任异地调动，比如山西省长李小鹏的前任王君到内蒙古升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此外，就是因为新老交替引发的正常变动，比如广东前省长黄华华到龄退居二线，朱小丹接任。这几种情况都属于常见的调整。
有的“省长”被调整的原因就非常特殊，比如刚成为福建代省长的于国伟，他是31位“省长”中，唯一一位因为前任落马而上任的。
另外一种很特殊的情况是前任生病调离，这种情况也仅有一例。海南省前省长蒋定之因为耳疾请辞，返回江苏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15年1月，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刘赐贵被任命为海南代省长。
提拔的来源都有哪些？
十八大后异地调任的“省长”比例开始上升
从干部提拔的来源看，31位地方政府一把手中，从当地官员中选拔晋升的有16人，超过半数；有6位是从其他省区市调任；7位是从中央部门“空降”；还有2位是从国企“空降”。其中，异地调任和空降官员的此前任职经历基本与现任职地无交集。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十八大后本地官员升任一把手的比例在下降，异地调任的情况开始增加。
十八大前就已任现职的10位地方政府一把手中，有6人是本地升任，占60%。十八大后任职的21人中，有10位是本地升任，占48%。
全部31人中，异地调任的6人里有4人都是十八大后调动的，分别是：陕西省长娄勤俭(原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湖南省长杜家毫(原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省长陈求发(原湖南省政协主席)、青海省长郝鹏(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从中央部门“空降”的7人中，除十八大前已任现职的江苏省长李学勇(原科技部副部长)外，其他6人均为2013年3月后进行的职务调动。他们是：河南省长谢伏瞻(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山东省长郭树清(原证监会主席)、云南省长陈豪(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海南省长刘赐贵(原国家海洋局局长)、贵州省长孙志刚(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黑龙江省长陆昊(原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北青报记者还发现，31位“省长”就任时，有6人是平级调动，其余25人均是从副部级晋升为正部级。平级调动的6人是：辽宁省长陈求发(湖南省原政协主席)、河南省长谢伏瞻(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山东省长郭树清(证监会原主席)、云南省长陈豪(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书记)、黑龙江省长陆昊(原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河北省长张庆伟(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年龄如何分布?
十八大后“省长”就任平均年龄逐年上升
从目前各省区市政府一把手的年龄来看，大部分人都是50后。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是江苏省长李学勇，1950年9月出生，目前已满65岁，这也是正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值得注意的是，11月28日的新闻联播画面显示，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苏省委副书记兼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参加了这次会议，就座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右边。而在此前，此类会议一般由江苏省长李学勇出席。
“55后”地方政府一把手一共有15名，“60后”仅有3名，分别是48岁的黑龙江省长陆昊(1967年生)、54岁的河北省长张庆伟(1961年生)以及55岁的青海省长郝鹏(1960年生)。陆昊也是唯一一位50岁以前就担任主政地方要职的省长。2013年3月，46岁的陆昊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调任黑龙江省长，在那之前，他在36岁就成为了北京市副市长，也是31人中升任副部级时最年轻的一位。在41岁时，陆昊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正部长级。
一般来说，副部级官员是成为“省长”的必备条件。31位“省长”中，大部分都在40岁到50岁之间成为副部级，只有约5人成为副部级是在50岁以后。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大多数人在成为地方政府一把手时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仅有7人是在60岁以后。除江苏省长李学勇外，其余6人都是在近两年得到任命。他们是福建代省长于伟国、海南省长刘赐贵、贵州代省长孙志刚、云南省长陈豪、辽宁省长陈求发、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
通过各位“省长”的年龄分布不难发现，干部选用越来越体现出“不论年龄，不拘一格”的趋势。据统计，十八大前“省长”就任时的平均年龄为55.3岁，2012年12月就任时平均年龄55.25岁，2013年是55.7岁，到了2014年和2015年则分别为59.3岁和59.8岁。
从什么工作起步？
9人第一份工作在工厂 6人职业起点是教师
现在已是地方大员的“省长”们，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北青报记者发现，31位“省长”中，仅有江西省长鹿心社一人第一份工作就进入国家机关，成为了农牧渔业部土地管理局干部。
有4人第一份工作是基层干部。天津市长黄兴国、海南省长刘赐贵和湖北省长王国生分别从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代理团委书记、大队书记这样的基层岗位上，逐级晋升，直至省部级。贵州代省长孙志刚则是从河南省荥阳县丁店水库干部到高校学习，后来在高校、研究所工作后再次进入武汉市经委任副主任。
有9位“省长”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工厂做工人。比如，重庆市长黄奇帆的第一份工作是上海焦化厂焦炉车间工人，经过到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后，他返回该厂任技术员，后来成为副厂长，然后进入上海市委走上仕途。黑龙江省长陆昊亦是在制呢厂做到厂长，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开启仕途。广东省长朱小丹曾在广东乐器厂做工人，后一直在该厂升任至团委副书记，随后进入共青团广州市委开始成为地方官员。
另有7人是从科研员或者技术员起步。比如山西省长李小鹏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电力科学研究院系统做技术员，在该所升至所长后，李小鹏进入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成为董事长后于2008年成为山西省委常委，走上仕途。
还有6人的起点职业是教师。其中，云南省长陈豪和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都是从学校进入政府机构任职，前者是短暂担任教师后进入公社，后者则是升至校团委书记进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陕西省长娄勤俭、辽宁省长陈求发、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则是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了理工科专业，从“理工男”转型为官员。比如，娄勤俭早年是民办教师，在华中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系外部设备专业学习后，进入电子工业部研究所任技术员，他曾是国家863计划CIMS主题专家、电子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所长兼太极计算机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于2008年任工信部副部长，2010年赴陕西任省委常委。陈求发同样来自工信部，他曾在航天工业部担任技术员，后来则更多负责行政工作。
31人中，从金融界转入仕途的仅有吉林省长蒋超良一人，他最早在银行系统工作，后来从银行进入仕途。此外，31人中有5人当过知青，2人有插队经历。
工作经历有何特点？
三分之一拥有共青团经验
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们都是怎样一步一步成为地方大员的呢？
据北青报记者统计，如果以部委、企业、省区市为一个单位，31位当中“跳槽”最频繁的是山东省长郭树清。他起码先后在8个单位工作过，这还不包括他攻读博士期间在中国社科院马列所做助理研究员的工作。郭树清除了当过中央部委领导和地方官员，还曾是银行家、企业家，可谓是一位“学者型”+“跨界”官员。
郭树清曾先后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贵州省、中国人民银行及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监会、山东省任职。
在工作过的单位数量方面，北青报记者发现，有企业与政府“跨界”经历的省级政府一把手多数都在4个以上单位工作过，这些企业除了金融类企业、银行外，主要是航空航天领域的企业，还有电力企业。
有的官员虽然未在企业工作过，但在中央和地方多次交叉任职。比如贵州代省长孙志刚的仕途路径是这样的：河南-湖北-安徽-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贵州，先后经历了6个单位。
值得注意的是，有8位地方政府一把手始终在一个地区任职，他们是：上海市长杨雄、浙江省长李强、广东省长朱小丹、广西自治区主席陈武、四川省长魏宏、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宁夏自治区主席刘慧，以及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
还有8人经历了3个单位，其中湖南省长杜家毫、湖北省长王国生、安徽省长李锦斌都是在3个省区市任职，没有和中央、企业“交流”的经历。
在负责过的工作类型方面，有10人都曾在共青团系统工作过，8人曾任秘书长一职，6人做过政法工作，5人负责过组织工作，4人曾主抓宣传工作。
在浙江省长李强、天津市长黄兴国、湖北省长王国生、广东省长朱小丹等4人的履历中，上述5种工作曾负责过3种。
比如李强，他早年曾是共青团县委书记，后来在浙江省委任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值得一提的是，李强除了“多项任职”这点外，前述提及的多项“特征值”都落在“普遍值”中，他46岁升副省级，夏宝龙成为浙江省委书记后，53岁的李强接任省长一职，而且此前他一直都在浙江省工作，如果要从31人中选出一位“典型”省长，也许非李强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