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权威人士”又登党报头版，向谁喊话？
5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的1/3和二版整版再次被“权威人士”占领，算下来总共1万多字。
从去年5月到今年5月，整整一年的时间，“权威人士”共以此种方式在《人民日报》上出现过三次：2015年5月25日、2016年1月4日和5月9日。
三次背景
权威人士每次出现都有背景。
第一次的2015年5月25日发表前不到一个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了经济形势；今年1月4日前不到一个月，中央经济工作会召开；这次发表前10天，同样是中央政治局分析经济形势的会议。
再具体一点看文章内容可知，第一次权威人士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回应的首先是“经济增速回落”的问题；第二次，恰逢年初股市动荡、国际市场波诡云谲之际，同时也有“供给侧改革”成为最高层经济话语的背景；第三次，则以回应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开题。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出现的“权威人士”对经济形势的论断，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最高层对经济的判断。
但不同寻常处就在这里——按说，中央对某一事项的定调，出现一次就已足够。一年之内出现三次，足见重视程度；但反过来也证明，某些论断并未得到足够的回应，还需要进一步申明。那么，这种申明是说给谁听？
两种听众
在侠客岛看来，权威人士对经济形势的论断每次出现，都是说给两个群体听。
第一，讲给市场听。告诉市场，高层对经济形势怎么看，下一步怎么干，未来走向如何，帮助他们分析经济和市场走势。在信心比黄金金贵的今天，这一点尤其重要——看看每次具体政策出台之后的股市走向、资本动态就可知。
第二，讲给各级具体操盘手，也就是各级党政干部听。中央的精神是什么，该怎么干，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从这两点入手，这篇长文就容易拎出干货，也容易理清思路。
给市场之一：定力
讲给市场听的话，洋洋洒洒很多，归结起来就一句——我们不慌，你们也别慌。要跟我们一样，有定力，有信心。
“不慌”，首先体现在对局势的判断上。继上一次对中国经济走势是L型还是V型的判断没有明确之后，这一次非常明确：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并且这个L的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
U也好，V也好，都有触底反弹在里面，且反弹后到达的点位可能跟下跌前近似。但L型不同，首先要经历一个探底的过程，然后长期在低位发展。这和新常态的判断不谋而合：中国经济的增速调低挡位已经是中长期走势。
虽然如此，但文中的淡定情绪还是很明显，也就是战略的定力：“对一些经济指标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对一些经济指标下行，也别惊慌失措”，“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
以往高增长，目的在于保就业。但在劳动力绝对数量连年降低、新增毕业生数量也下降的情况下，就业的压力已经有所缓解。比如2014、2015年，即使增速下降，就业的预期目标依然超额完成，因此中央有足够的底气——再直白些说，只要就业稳定，社会就是稳定的，政策就有回调余地。中国这么大，潜力和韧性依然可期。
这种淡定也体现在，即使一些企业和地方出现了“分化”——有的企稳回升，有的经济依然困难，但也“不是什么坏事”：“无论是地区、行业还是企业，总有一部分在‘二八定律’的分化中得到‘八’的好处，脱颖而出，前景光明。还有一部分，尝到苦头，但也汲取了教训，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给市场之二：稳政策
给市场的信心，同样出现在“稳政策”的表述中，也就是这次新出现的“预期管理”话题。预期，说到底是市场的预期、民众的预期。
要稳定预期，首先是稳定政策，宏观政策不能摇摆。比如，在强调供给侧改革的今天，如果还是走需求刺激的老路，“市场就会担心迟疑、无所适从”，判断就会发生更改；同时，政策出台要有沟通、要有前瞻性引导，“避免一惊一乍、不搞‘半夜鸡叫’”。
权威人士此次给市场吃的另一颗定心丸，是给企业家的：“让企业家既有‘恒产’又有‘恒心’”、“不要盲目翻旧账、使创业者有安全感”。这里面的话，稍微一品便知味道。
给官员之一：要改变
中国过去的经济发展，官员群体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西方多党制政体中“没有几个政治家敢于真正付诸行动”的痼疾，中国的优势就在于政策的连贯性。但同样，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这一群体也需要改变。
首先要改变的，是过去的一些思路和做法。这些做法可能在以往有效，但现在不再有效；或者短期也许有效，但长期不符合方向——这也就是新常态给官员群体提出的更高要求。
短期化的典型例子之一，是楼市。这次权威人士非常有信息量的表态之一，是要让股市、汇市、楼市“回归到各自的功能定位”“不能简单作为保增长的手段”。
众所周知，一季度经济反弹，之所以不能简单用“开门红”“小阳春”等概念来形容，原因之一就是房地产在此中起的所用。而楼市的功能定位是什么？房子就是让人住的。因此，“要通过人的城镇化‘去库存’，而不应通过加杠杆‘去库存’”——这句话已经很明白了，通过一些手段降利率、加贷款等加杠杆的方式去库存是不可取的，根本性的是让更多的人进城、有房住、有配套，这才是去库存的根本要义，而不是让更多的人盲目去做接盘侠。
“不适度”的另一个典型，是短期的刺激性加杠杆政策——所谓“短期兴奋之后经济越来越糟”，先行政策让后期买单就是如此。所以权威人士也说，“要彻底抛弃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加码来加快经济增长、做大分母降杠杆的幻想”。
强刺激、高杠杆，可能短期内数据会很好看。但是从长期看，恰恰是掩盖和拖延了风险。权威人士说给官员听的第一点，就在于此。
给官员之二：针对性
OK，不搞短期刺激，不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那么该怎么做？
说给官员听的第二点在于：政策要真正具有针对性。
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一项是市场出清、清理僵尸企业。那么，怎么做？毕竟，这些企业虽然效率低下，但短期内清除这些，可能影响地方的GDP和财政收入，也可能带来就业和稳定的问题。怎么办？
“针对性”体现在一句话：不能动辄“债转股”、不要搞“拉郎配”式重组。如果把所有的企业都一刀切式地债转股，反而给银行带来巨大压力、影响真正的效率提升，实际是把包袱甩给了未来。这次权威人士也看到，上一轮国企改革10多年后，国企人浮于事的现象依然严重，职工“下不来”“裁不掉”，企业办社会、政企不分、企社不分的问题依然突出。
换句话说，这一轮经济形势下，官员可能面临的是真正的考验。
这种考验体现在：一、首先要适应新型的政商关系，要“亲”但更要“清”，效率和廉洁必须并重，吸取过去改革草莽时代的教训；二、在管理内容上，增长、稳定、去杠杆和产能等问题需要通盘考虑，必须仔细、专业而又审慎地面对多种问题；三、在管理方式上，一刀切、行政化的方式可能都需要改变，必须同时妥善应对上级的压力、市场的预期、民生的诉求、地方和部门的实际。
这很难，但容易的事情大家都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