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生命守护生命（民族记忆·你不知道的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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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手持驳壳枪的港九大队游击队员。

　　群山环抱，丛林密布，两座抗日英烈纪念碑静静地伫立在香港新界西贡区及乌蛟腾村，相望于企岭下海。深埋于此的，是香港抗战时期港九大队出生入死的历史记忆。

　　（一）

　　新界西贡码头一路向北，小巴从山间呼啸而过，记者在斩竹湾村口下车，穿过一条小路，烈士碑园就隐藏在参天的木棉和松柏之中。

　　抗日英烈纪念碑体模仿步枪外形，象征抗日武装力量。碑园西侧一本巨大石书刻下了7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细细读来，仿佛时光流转，战火纷飞的岁月重现眼前。

　　1941年“黑色圣诞”，前港督杨慕琦向日本侵略军签下投降书，港九地区霎时失色。18天战火焚城，开启了香港3年零8个月的苦难。苦难中的一丝希望，是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简称港九大队。

　　1941年12月8日，日军越过深圳河，攻入香港。第二天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便派出精干的武装部队进入香港抗日，队员分三路直插新界，秘密作战、直捣贼窝。这些游击队员，即为港九大队的前身。在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的带领下，游击队首先收集了英军溃逃时丢下的武器弹药，之后迅速在新界及九龙建立基地，同时在西贡墟设立地下联络机制，统领起香港及九龙的抗日武装斗争。

　　1942年2月3日，港九独立大队在西贡鸡公山黄毛应村教堂宣告成立，下属包括海上武装、城区地下武装6个中队以及情报系统，隶属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成员逾千人，大多数为香港新界原居民。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港九独立大队成为东江纵队的支队。

　　“我们一家是看着这座碑建起来的。”斩竹湾村村民魏卓贤说，据香港历史藏书《坐言集》介绍，1984年9月，原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途经香港，与当年港九大队队员在西贡会面。由于当年不少游击队员都是西贡村民，遂发起在此建立纪念碑的号召。1988年3月29日，纪念碑动土，曾生题字“抗日英烈纪念碑”。1989年1月23日，碑园揭幕，不少抗日老战士专程从广东各地赶来凭吊战友。

　　（二）

　　全长100多公里的麦理浩径是香港最有名的长途远足路线，纵横于数个郊野公园内。而这里，也曾是港九大队最活跃的战场。麦理浩径第三、四段的交点企岭下海，三面环山、易守难攻，成为70多年前“香港大营救”的秘密进行地。

　　《香港抗战英雄谱》作者陈敬堂为记者详述这段“营救”历史。1941年初“皖南事变”前后，大批中国文化界人士被疏散至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香港沦陷后，他们面临日军的搜捕，处境危急。陈敬堂说，早在1941年12月7日，周恩来及中共中央就分别从重庆和延安发下紧急电报指令，要游击队不惜一切代价帮助这批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属脱难。

　　营救任务艰巨非常，游击队要将几百名男女老少，从港岛秘密渡海送往九龙，翻山越岭穿过新界，经澳门、深圳、惠州等不同地方送到我军抗日的大后方。营救路线共计12条，有陆路的，也有海上的，每一条都要穿越日军的重重封锁，每一条都是港九大队用血肉之躯开辟的血路。

　　1942年元旦后的6个月里，港九大队队长黄冠芳、副队长刘黑仔、江水等率领游击队员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将800多名文化界人士一一护送至安全区域。其中，廖承志、乔冠华、邹韬奋夫人沈粹缜等经东线逃脱；茅盾、邹韬奋、何香凝等则混杂在逃难人群中，经西线长途跋涉到达惠州。

　　新界原居民、港九老战士廖振声向记者介绍，“营救行动”中的突击队，也称小鬼队，因成员个子矮小、身手灵活而得名。他们擅长突袭，钻铁丝网、爬骑楼、攀炮楼，冲在最前线。曾入编刘黑仔小鬼队手枪组的港九老战士袁洪告诉记者，他跟着刘黑仔护送文化界人士，几乎每天都有小仗，遇到日军、伪军或土匪，便三个人一组，前后夹击，开三两枪就撤。

　　如今，12条营救路线散落在香港各处。企岭下海狭长的海湾波平如镜，早已找不到“生死营救”的痕迹。但无论光阴怎样前行，这片海不会忘记那些用生命保卫生命的抗日烈士。

　　（三）

　　新界船湾郊野公园邻侧乌蛟腾村内，繁茂的古树包围着一座寂静的烈士纪念园，入口处的牌坊两旁，分别刻有“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走入园内，白色大理石纪念碑立于一座高台之上，碑体刻有曾生的题字“抗日英烈纪念碑”，底座则书有“浩然正气”及乌蛟腾村9位烈士的名字。

　　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后，一小队在乌蛟腾成立的港九大队支援组织，开始了对日军的反击。偷袭启德机场、炸毁日军九龙第四号铁路及军火库等，乌蛟腾小分队立下不朽战功。日军对其恨之入骨，围剿、扫荡乌蛟腾村十余次，但游击队得村民保护屡屡脱险。

　　1942年9月25日拂晓，大队日军再次包围乌蛟腾村，封锁村中各处路口，带同军犬逐户拍门，无论男女老少，一律押往村前的晒谷场坐下。日军头目在晒谷场当中审问村长李世藩，先用甜言蜜语引诱，后以严刑酷法恐吓，逼问游击队的情况。李世藩晕了又醒，醒了又晕，坚不吐口，最终壮烈牺牲。日军又将另一位村长李源培押往溪涧，对其灌水拷打，烧烟灼背，马蹄踏腹。李源培在残酷折磨之下，依旧毫不松口。

　　日军的残暴镇压，激起了群众的民族仇恨，乌蛟腾村的热血男女纷纷加入港九大队，开始了英勇的抗日征程。

　　1951年10月，乌蛟腾村民合力在村西头一处山坡下修成“乌蛟腾烈士纪念碑”，以纪念李世藩、李宪新、李天生、李志宏、李官盛、李伟文、王官保、王志英、李源培等九位烈士。1984年9月，曾生重访乌蛟腾，建议将纪念碑改名为“抗日英烈纪念碑”。1985年8月，纪念碑重修。2009年12月，纪念碑迁于新娘谭道与乌蛟腾交汇处重建。

　　陈敬堂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游击队不惧日军的残暴镇压，尽管势单力薄，但坚持在香港运作了3年零8个月，既营救了英军战俘、美国飞行员，又帮助大批中国文化界人士脱难，赫赫战功，不容忽视。香港游击战场，虽然袖珍，却是抗日统一战线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游击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人民愿意牺牲自己来保护游击队。”陈敬堂说，许多香港人为了港九大队而英勇牺牲。

　　1998年重阳节，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原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阵亡战士名册安放仪式”，时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亲手将港九大队牺牲的115名烈士名册安放在香港大会堂。为国捐躯的战士之英灵，将世代守护这片热血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