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乞丐”现身北京地铁 儿童带着作业来乞讨

　　暑期以来，北京地铁突然出现众多“候鸟式”乞丐，行乞时间固定为暑假期间，7月来京，9月前离京，通常为外地年轻女性和孩子行乞。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暑假乞丐”多数来自甘肃岷县，基本都是父母带着正在上学的孩子乞讨，孩子开学前即返回老家。

　　“自7月以来共处罚乞讨卖艺行为40余起，劝离250余起，乞讨卖艺人员中大多数都来自甘肃岷县。”据轨道交通执法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实际查处的情况看，这些乞讨人员相对集中在几个地区，在京暂住地也相对集中。从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甘肃岷县和河南民权县，这两个地方大致占据乞讨者半壁江山，而且现在暑假带娃乞讨的现象明显增多。

　　这是第三个暑假来京乞讨

　　王霞(化名)，来自甘肃岷县小寨镇白塔村，7月10日带着女儿柳英(化名)和儿子柳杰(化名)来到北京，这是他们第三年来京乞讨。

　　7月30日早上10点，柳英在10号线惠新西街南口站上车，她打开腰间挂着的外放音响，带着弟弟从车头走向车尾。柳英手里攥着一小叠一元人民币，不断地向两侧的人鞠躬，弟弟柳杰时不时跪下，希望好心的人能慷慨解囊。

　　姐姐柳英今年14岁，刚念完初一，身上的校服印着岷县第三中学的校徽。弟弟柳杰今年10岁，刚上完三年级，褐色裤子的膝盖处有着一圈泥土印。地铁开到惠新西街南口站后，姐弟俩下车，快速走到对面往回坐。

　　从惠新西街南口到海淀黄庄，姐弟俩刚好能从车头一路乞讨到车尾，这也是他们的固定路线。每天他们七八点出门，十点左右到十号线，下午四五点回家。一天下来，他们能要到五十六元，最好的时候七八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元。

　　三年来，每年7月放暑假以后，姐弟俩就会从甘肃老家来北京乞讨。暑假即将结束时，他们会按期回老家的学校上学。

　　今年柳英的裤兜里多了一样东西：老年人专用的手机。这部手机价格便宜，功能非常简单，但它却是柳英在乞讨时与妈妈联系的纽带：一旦发现有警察，她会立刻躲在人少的地方，给妈妈打电话，通风报信。

　　“现在我们都学会了‘变通’。”妈妈王霞说。现在，都是大一点的孩子自己乞讨或者大孩子带着小孩子来乞讨，妈妈们则在事先和孩子们约好了的中转的地方等着。妈妈和孩子们手里都有手机，这样出事了也方便联系。由于孩子们都未成年，即使被抓到了也会很快放出来。

　　去年，柳英被警察带进了派出所，被教育过一遍后就给放了。尽管当时在派出所里很害怕，但是现在提起这些事情，柳英却轻描淡写，“我打电话给妈妈，不到两分钟就放我们走了”。而她的母亲王霞说：“登记下身份证和户口本就没事了，也没有罚款。”

　　行乞第三天被抓

　　跟柳英柳杰比起来，同样来自岷县的杨娴(化名)就没有这么幸运，带着女儿乞讨的第三天，她就被抓了。

　　7月22日，杨娴和丈夫张成亮(化名)带着一儿一女来京乞讨，来北京之前，夫妻俩听不少同乡说带孩子来北京能讨到钱，“原本打算攒下来四五百元钱，给两个孩子攒个学费，没想到……”说到这里杨娴停住了。

　　来北京乞讨的第三天，也就是7月25日下午4点左右，当杨娴带着7岁的女儿在地铁10号线乞讨的时候，遇到了民警。在警察抓她的过程中，杨娴不停地说：“放开我，你们把我放开”，女儿张晓娟(化名)当时哭了，杨娴自己也很害怕，她说这样的事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从来没有……”杨娴和女儿被带上了警车，开往派出所。

　　随后，警察电话通知了她的丈夫张成亮，让他领女儿回去。下午5点多，当张成亮带着5岁的儿子赶到那里，听到警察说要拘留妻子，他回忆称当时有些激动。直到民警告诉张成亮，拘留是因为在地铁里带着孩子乞讨已经触犯了法律，他才领着哭闹的孩子们回了家。

　　8月4日上午，杨娴回到了在昌平区平西府租住的房子，同时，带回了一张证明书：《解除拘留证明书》。这张“证明书”上写着，拘留原因是“因胁迫、诱骗、利用他人乞讨”。

　　妻子被拘留之后，张成亮也不敢带孩子去地铁上乞讨了。最近，他都是早上七八点钟带着两个小孩儿出门，拉着孩子们在街口到天通苑方向的马路上乞讨，十一点多回来，“一天大概能讨到二三十元钱，刚好够生活”。杨娴被拘留后，女儿晓娟好几天都闷闷的，不怎么说话。

　　躲不开的乞丐江湖

　　孩子成为地铁乞讨者对付执法者的“工具”，但是在这个地铁“丐帮”里，无论孩子还母亲，却不得不遵循着“弱肉强食”的规矩——她们躲得了警察，却躲不了江湖。

　　在10号线海淀黄庄站下车后，柳英姐弟碰到了小伙伴王成(化名)，柳杰的同班同学。新的一趟车到来后，王成很快跳上去，姐弟俩则要等下一趟。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尽量不上同一辆车。

　　“这是那些残疾的叔叔教我们的，”柳英解释，“但现在人太多，队都排不上。如果抢着上车，排在前面其他村的人就会打我。”有一次，她一整天才上了两趟车。

　　姐弟俩知道如果去5号线会挣得多一些，但是她们却不敢去。“那里有一个恶霸，看见我们就会抡着棍子打我们。”柳英说。

　　柳英的说法被另一个地铁行乞者孙梅(化名)证实了。孙梅是一位90后的乞讨妈妈，她带着孩子在5号线乞讨。“我不认字，以前也没坐过地铁。”孙梅说自己开始就在5号线上看到了一个姓李的人在行乞，从而知道了在5号线能要到钱，也知道了如何才能要到钱。

　　其实，孙梅属于“偷师”，她要钱的时候一直躲着那位“姓李的人”。“我们看到他就跑，他今天又打了两个女的”。孙梅把他称之为“小霸王”或者“恶霸”，“他坏得很，本来出来就是求别人帮助，有一次他扇了一个老头好几个耳光，那个老头得有八十多岁了，这是太没良心。”

　　北京跟想象的不一样

　　出于同乡的口口相传和指引，这些岷县人大部分都会在昌平区平西府附近租住，同村的会住在一栋楼里，例如柳英家、杨娴家和另外四户同村人家就是楼上楼下的邻居。

　　他们往往一家人挤在六七平方米的单间里。这些单间只配了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旧衣柜，每月的租金300元。房东杨女士说他们说好了只住一个月，一个月以后搬家走人。

　　张成亮和杨娴也没有打算在北京长住，只是希望暑假一个月能够攒下来两个孩子四五百元钱的学费。张成亮家去年种植当归、党参等药材的收入一共7000元，但只够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而盖新房欠下的4万元亏空，目前还没有着落。

　　27岁的张成亮说两年前，甘肃岷县发生了6.2级地震，他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重盖的房子花了六七万元。除了政府给的那部分钱以外，张成亮说，“剩下的4万多都是借的高利贷，三分利的。”

　　其实，这些年张成亮为了生计在内蒙古和山西都打过工，从维修工到煤矿工，但每次时间不过一两个月。“在内蒙古那边干了一个月就回来了，修水渠、铺水泥板，一个月一千多，但累得腰疼得厉害”，他说，在山西，他下矿井做了两个月的煤矿工人，但由于害怕跟姑父一样得“尘肺病”，所以在姑姑的劝说下也就回来了。

　　“老家那边来过的人都说这边能讨到钱”，张成亮说，“我们就过来讨点孩子的学费，开学了再回去。”谈到以后的打算，杨娴希望丈夫能在外面尽快找到工作，她就带着孩子在老家种田，两个人供孩子们读书。当问到以后是否还会带孩子们来北京乞讨，杨娴说再也不来了，“我害怕，我从来没去过那里……”说完她长叹了一口气。

　　而对于三次来北京的柳英来说，明年，她同样不想再来北京乞讨了。这并不是因为她觉得自己和妈妈因为生计而要饭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是因为自己不想再读书，要在家照顾弟弟。“我自己不想读了，我会在家照顾弟弟，妈妈可能会出去打工。”她的理想是成为一位服装设计师，弟弟柳杰则想成为一名航天员。

　　对于这段在北京的生活，柳英不会忘记的除了人们对他们鄙夷的眼光，还有的就是天安门城楼。

　　“我自己悄悄地去看过天安门，那边人多，我没敢带弟弟去。”柳英说，她也只看过了天安门，她说以后想带着弟弟和妈妈一起爬长城，去动物园看长颈鹿和大熊猫。 文并摄/北青暗访

　　 乞讨儿童

　　来京乞讨带着暑假作业

　　张晓娟，杨娴的女儿，刚读完小学一年级。对她和弟弟来说 ，乞讨只是他们暑假生活的一部分。“我女儿成绩很好，这学期还得了三张奖状”，张成亮说起女儿的学习成绩底气很足，脸上都是笑容。

　　女儿一放暑假，张成亮夫妻俩就带着孩子们来北京乞讨，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习，张成亮还带着女儿的暑假作业本，“我读到初中，平时回来的时候还能看着她写写作业”。张晓娟的暑假作业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作业本的边角被揉得有些卷曲。

　　张成亮说女儿平时就趴在床边或是窝在床上写作业，因为出租屋里唯一的一张条桌上面堆满了锅碗和杂物，屋里连个板凳也没有。张晓娟语文作业本上的字迹很工整，但写得很用力，翻到背面还能看出字迹。作业本里有的成语填空部分还空着，有的字迹上粘着灰，像是手上的脏东西不小心抹上去的。

　　儿子在读幼儿园，张成亮说儿子很聪明，以后一定也跟姐姐一样优秀。

　　翻开两个孩子的画本，花朵和大树都被涂得很鲜艳，和整个出租屋里黯淡的色调形成了对比。

　　前两年暑假，柳英也会带着暑假作业本来北京，但明年她不打算继续读书，因此也不再有写作业的“烦恼”。乞讨回家后，她会督促弟弟柳杰写作业，自己则帮妈妈洗衣服或者煮面条。

　　柳杰也趴在床边写作业，作业本的左手放着一个士兵模型。每过几分钟，他便会站起来鼓捣下这个小玩具。妈妈赵霞煮好面条后，他把暑假作业扔到一边，算是完成了今天的任务。赵霞不识字，没办法辅导，柳英也不会检查他的作业，“有些题我也不会。”她不好意思地说。

　　吃过晚饭，柳英有时会带着弟弟去对面的温都水城玩，“我们从旁边的小门溜进去，不用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