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昌老人：游击队砍荔枝树做火炮 击毁敌人两辆军车

      原标题：游击队砍荔枝树做火炮击毁敌人两辆军车

      年轻的郑心凯和他妻子。1938年12月初，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1939年2月10日，日军数千人在海口一线登陆，是日，独立队派一中队在敌东进必经之地潭口设伏，战斗从早晨持续到黄昏。潭口阻击战，揭开了琼崖抗战的序幕。8年抗战，我琼崖抗日部队对日伪作战2200余次，毙日伪军3500余人，伤日伪军1900余人，俘虏日伪军150余人。而琼崖独立纵队指战员牺牲5600余人。

      当昨日胜利的曙光照耀在今天，我们的回望便是致敬。

      “送郎送别到后山坡，只见脚迹一行行;送郎送到那战场，冲锋杀敌勿动摇。郎你救国保家乡，在家有我顾爹娘;抗日胜利回相看，全家团圆乐洋洋。”一首南阳抗日民谣，唱出了一幕幕历史片段：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模范乡”南阳乡，妻子劝丈夫，父母劝孩子，上战场保家园，抛头颅洒热血，就在这个乡村，248名革命烈士为国捐躯。郑心凯第一位妻子死在了这首民谣的歌声中时，时任儿童抗日救国团(下称儿童团)团长的他正在山岭之中，和战士们一起艰苦抗日，期盼能用鲜血换取胜利的到来。时光飞逝而过，如今87岁的郑心凯感到高兴的是，他的儿子几年前已回到荒废的村子盖了新房，重建家园。

      缴获日军重机枪14岁少年接保管重任

      8月27日上午，海口海甸岛一小区内，87岁的郑心凯老人穿着军绿色上衣，精神抖擞，一束阳光透过窗户把他的短短白发照得发亮。

      他翻开一本小书，翻到有关一挺机枪的那页。“看，我们不是一般的小孩。”郑心凯说。

      1941年7月，这挺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重型机关枪被送到了南阳乡。考虑到携带重型武器不利于打游击战，南阳抗日游击队决定，将之藏之深山，待逢到恰当时机再拿来杀敌。然而，这么大一挺重型机关枪由谁来保管呢?部队领导商量后，想到了南阳乡儿童团团长郑心凯。

      “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重任。”当时,14岁的郑心凯借着天黑，领着战士把重机关枪扛到村子后边的山洞中藏匿起来。郑心凯经常溜进山洞，用干净的布条擦拭或上上油，悉心呵护着它。

      郑心凯带领的儿童团为了抗日搞宣传，传情报。郑心凯印象深刻的是，1942年上半年，在一次带领儿童团到前线给部队送粮食送水时，他在灌木丛中发现一个倒下的战士。当时的担架队以为战士已经牺牲了，但心细的郑心凯发现他还有气息，赶紧招呼担架队将战士送去治疗。

      1939年2月，日寇侵琼。日军占领文昌县城后，战火很快燃烧至南阳乡。南阳乡的状况迅速调成全民抗战模式。土改革命时活跃的战士，把枪口对准了日寇。“那时候，妻子鼓励丈夫，父母鼓励孩子上前线。”郑心凯说，拥有120多人，90多条枪的文昌第一支抗日武装南阳乡抗日游击中队，在群众呼声中建立起来，队长是“三爹良”李良。

      “当时没有炮，就砍荔枝做炮。把荔枝木劈成两半，中间掏空，再合起来。”郑心凯兴奋地比划着说，先把火药上进去，再上一些砸铁锅砸出来的铁砂。1939年5月，日军进犯南阳，战争打响，早已在文南公路两旁埋伏的游击队点燃荔枝炮，怒吼的炮弹击毁了敌人两辆军车，阻止了敌人前进。

      游击队队员随即开枪，击毙敌人数人，缴获步枪7支及子弹100多发。“敌人搞不清楚遇上什么厉害的武器，仓皇逃跑。”谈到此处，郑心凯老人情不自禁地唱起“大刀向鬼子的头上砍去……”

      不愿被敌人侮辱乡里妇女集体投河

      尽管装备落后的南阳抗日游击队英勇抗敌，日军仍是依靠飞机大炮占领了南阳乡。

      郑心凯记得，此时，抗日的热情没有因家乡的失陷消减，反而倍增。商家毫不犹豫地拆掉商铺，搬来石头填满水井;农村群众连夜抢收庄稼，把牲畜和粮食藏进山里，并毁掉公路要道，“我们搞坚壁清野战术，破坏公路桥梁，把一种有毒的树籽捣破了，放到日军用水的地方，搞到水不能喝，洗澡的话也发痒。”郑心凯说。

      与此同时，游击队“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打不了大部队就挑打三个五个的，搞得日军不得安宁。”没房住、没水喝，路和通讯常被断，到处挨打被袭，日军只好缩回文昌县城据点。

      时任文昌县群众抗日联合会主任的李光邦回忆说，“南阳乡的群众好，年轻的上前线，不上前线的就搞后勤服务，全民抗战。”李光邦记得，有一天，他在一个革命堡垒户叶三婆家，“她说想给她远在南洋的一个亲戚报名参加共产党，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们共产党好。”至今想来，李光邦心里仍是满满的感动。

      “战士的吃喝，都靠这些群众啊。”李光邦说，该乡大部分青壮年参加了抗日武装。

      恼怒的日军开始对南阳乡实施“蚕食”、“扫荡”。“你知道什么叫‘蚕食’吗?就是日军出动小队人马，一个村一个村去屠杀，就像蚕吃叶子一样。”郑心凯说，在这场“蚕食”中，他没有了村子，没有了家园，也没有了家人。而整个南阳乡全乡48个自然村、697户、3000多人，有18个村被日寇夷为平地，79户被杀绝，超过一半的村民遇害。

      1943年，“脱产”外出革命的郑心凯从逃生出来的邻村村民口中得知噩耗，一手将他带大的伯母和姑妈都被日军所杀害。他的第一任妻子，也被杀害于深山之中。“死不见尸。我去找她们的尸体，却找不到她们在哪里。”郑心凯欲哭无泪地说，他的祖母为了躲避日军，在河边挖了一个地洞，和另一位亲戚住在里面，也惨遭横祸。

      “她说住在河边，如果敌人发现她她就跳河。我十天八天回来看她一次。”郑心凯说，没想到祖母果真被敌人发现了。“她们都跳了河，亲戚活下来了，祖母却不知道哪里去了。”至今，郑心凯仍不知道祖母的尸骨，曝晒在哪一片月光下。

      与郑心凯的祖母相似的是，1942年的一天，南阳乡几名妇女被日军追赶，跑到美丹溪时，妇女们不愿被敌人侮辱，集体投入美丹溪。

      以死相抗，成了关于南阳乡抗战记忆里一种悲壮的抗争。

      天冷得鱼被冻死

      仍坚持抗战

      其实，在家人死于日军屠刀之下前，郑心凯出生后一年，他的父亲郑庭云便在琼海为革命献身了。5岁时，母亲改嫁，郑心凯成了孤儿。

      失去亲人的郑心凯只能把家仇化为抗日的动力，把眼泪吞进肚子里。“我告诉自己我已经是参加革命的人了，可以悲伤，但不能流泪，不能被击败。”

      缺衣少粮，武器装备落后，药品稀缺，困扰着当时的南阳抗日游击队。郑心凯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先后任乡抗日民主政府助理员，乡总支委员、乡总支书记、中共区委委员、乡民主政府乡长。1944年，在取情报的路上，郑心凯被国民党部队开枪打中右手手掌，由于缺乏足够的医疗条件，只能就地用树叶和盐巴止血，腐烂严重就找来草药。

      直到如今，郑心凯老人的手指仍无法自由张开，行军礼时手指都无法伸直。因为缺医少药，不少战友得不到治疗，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艰苦还不止这些。“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很冷，附近的海域里有很多死鱼，没有粮食，但我们还是很高兴，去海边捡死鱼吃。”郑心凯记得，到了晚上，没有衣服穿，他穿着一个裤衩和衬衣，冷得瑟瑟发抖，“我们只能不停用手搓脚，把稻草堆起来，中间挖个洞钻进去取暖过冬。”

      “有人甚至冻死了。”郑心凯说，他们还是依靠自己，度过了这个残酷的冬天，见到了日军投降的那一刻。

      “有了他们的担当才有现在这时代”

      解放后，郑心凯找回了改嫁的母亲。“我的母亲改嫁后嫁给一户穷困人家，她的丈夫被日军强征为劳动力并被殴打致死。我找回了母亲，抚养她直到前些年去世。”

      一大叠剪报纪念册，是郑心凯收集的关于“抗日模范乡”南阳乡的历史记录。“有了他们的担当才有了现在这时代。”郑心凯翻阅着资料说。

      南阳乡被并入文城镇之后，“南阳乡”从地图上消失了。“不管怎么样，南阳乡的存在，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谁也否定不了。”郑心凯说，令他感到欣慰的是，几年前，他的儿子回到当年他成长的岭仔园，重新盖了房子。“虽然我跟他关系不好，但毕竟他重新回到了故土，重建了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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