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抗战老兵林诗栋：盟军60人曾被细菌战伤害（图）
原标题：海南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系列七
口述：林诗栋 整理：记者孙令正
林诗栋，祖籍海口演丰镇，1922年出生于越南建江省云中村(即越南的海南村)，为了反抗法国歧视华人的政策，1935年奉父命回国就读于演丰岐山村小学。1938年6月参加革命，并受冯白驹亲点担任交通员，不久任演丰乡儿童团团长。“九一八”事变，他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投入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军的斗争中。1939年3月1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演丰乡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1940年6月参军，加入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北出琼文，东击琼东，中到五指，西进昌感，南下天涯，经历的大小战斗有上百场。曾荣获“全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全国解放奖章”、“华南解放奖章”、“海南解放奖章”等四枚。9月2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这位93岁的老人回忆了那段血与火交融的抗战岁月。
林诗栋1940年6月参军，加入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北出琼文，东击琼东，中到五指，西进昌感，南下天涯，经历的大小战斗有上百场。曾荣获“全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全国解放奖章”、“华南解放奖章”、“海南解放奖章”等四枚。9月2日，正值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这位93岁的老人回忆了那段血与火交融的抗战岁月。
林诗栋曾被日本侵略者的细菌战伤害过，至今脚部还留有伤疤。
因为故乡我回来了
二十世纪初叶的满清政府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内忧外患不断。对外经历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签订了大量的不平等条约，被列强大肆瓜分。国内军阀混战，所谓的“士绅”横行乡里，民不聊生，苦不堪言，即使是孤悬海外的海南岛也不例外。就像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一样，为避战乱，一批批海南人漂洋过海“下南洋”，我的父亲林德升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父亲德升出生在海口演丰岐山村。在记忆中，父亲个头很高，武功很好，而我从小就跟父亲习武。那些年战乱不断，到乡下抓人当兵的事不时发生。见此情景，16岁的父亲(1900年)就自己做主与外村人签下当“猪仔”的三年契约闯荡南洋，来到了越南建江省云中村的胡椒园打工。经过多年奋斗，父亲终于积累了一笔财富，并和祖籍是文昌的母亲结婚。
我是家里的长子，6岁读私塾，开始学越南文、法文，两个月后又改读中文。学校教中文的林老师是在琼崖参加过革命的共产党员，大革命失败以后，白色恐怖笼罩琼岛，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杀，他就到云中来投靠亲戚。课余时间，他经常给学生讲海南的革命故事，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我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我在越南就知道中国共产党，海南有个冯白驹。7岁我就帮父亲记账，8岁父亲就开始带我走南闯北做生意，甚至还让我独自出外闯荡。那时的东南亚，有海南人的地方就有海南会馆，我依据会馆的便利，经常到越南的西贡(今胡志明市)，泰国的曼谷，柬埔寨的金边、吴哥窟等地帮父亲收钱送货。这些经历，也练就了我天不怕、地不怕、爽朗活泼、善于交友、灵活处世的性格和经验。
1935年，法国殖民政府颁布了对华人的歧视政策：禁止中国人学华文;强制华人家庭的男孩满16岁就要去当雇佣军。由于娘家的小舅子在殖民政府里任职的，他们都极力主张父亲送我到法国巴黎读书，将来学有所成发展家族事业。父亲被迫在我是去巴黎还是回国之间做出选择。对祖国近乎痴迷的爱让父亲最后做出抉择，他斩钉截铁地表示：“我的孩子不能做不懂中国话的番仔。”决定将我送回国读书，学好中国文化。
那年我只有13岁。
干革命就要不怕死
回到演丰岐山村小读书后，我当时学习很好，是学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琼山是有名的革命老苏区。早在大革命时期，这儿的农民运动就风起云涌，尤其是演丰乡，各村都建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到抗战时期，这里几乎人人都参与共产党的组织，长辈参加农救会，青年参加青抗会、妇女参加妇救会，小孩参加儿童团，纷纷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那时，岐山村的林克泽、刘秋菊就是声震一方的共产党人。
1938年琼崖特委从定安母瑞山突围后，驻扎在岐山村林书言家。一天晚上，来到村里的冯白驹见我年纪虽小，但很灵活，见识颇广，谈吐大方，就叫我当交通员，不久就当上了乡儿童团团长。不久，由于表现出色，我担任乡青抗会主任。1939年日本鬼子侵琼后，先后在临近演丰的昌城、美兰、塔市建据点驻军，并广发良民证。演丰乡和各村的族长、士绅大多跑到五指山了。为了避免日军进驻演丰，我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白天组织群众把粮食等重要物资藏起来，坚壁清野后躲进红树林，晚上则出来组织全乡青年用斧头铁锤锄头或破坏公路或拆罗牛山桥或在演丰墟拆房屋或割掉电线，把通向演丰乡的交通、通讯全部破坏掉。日军不甘心，白天出动人员修路架桥拉电线，可一到晚上，我们就组织青年破坏，搞得日军暴跳如雷，大骂演丰是“匪民不分、匪民一家”，并断言“要想消灭演丰的共产党，只有全部杀掉演丰人”。
一次执行任务归来，村里的敌伪人员突然把我围起来，欲往死里打，我被迫从腰里拿出枪和手榴弹大喊：“谁敢上来我就打掉谁。告诉你们，我林诗栋是不可欺负的。”他们吓得立即跪下来，我上去给每人狠狠打了几巴掌，边打边说：“你们有本事就去打日本鬼子，不要在村里做王做霸!”。从此，我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再也不能在村小读书了。这时，党组织在演丰乡开展抗日扩军活动，发动青年参军参战，我为响应党“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日”的号召，以共产党员、青抗会主任的身份带头报名参军。这次扩军，演丰乡有300人参加琼崖抗日独立纵队。
我参军后，便被编入驳壳枪班当战士。1942年是琼崖纵队抗战最残酷的时期，日军在琼崖纵队活动的琼文地区，日夜进行扫荡、围剿和蚕食，实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当地的群众惨遭杀害，房子被烧，连墙壁都推倒，有的村甚至成为无人村。
为了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琼崖纵队召开了第九次扩大会议，冯白驹政委在会上发出“把抗日战争的军事行动和政权组织引向全琼”的号召，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军事行动上，在战斗中，我从战士、班长到中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始终随同其所在的部队，犹如猛虎下山，广泛开展麻雀战、伏击战、袭击战，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主动出击打好连环战
1942年，我担任琼崖独立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日军武器装备好，善于打仗，又有武士道精神，不怕死。“他们的枪一打就不停，子弹用不完，我们不能跟他们硬碰硬”，我将中队分成十几个战斗小组，实行三组连环打击的游击战术。
在实战中，三个组互相呼应，一组占据制高点，其他两组与一组呈犄角形分布伏击日军。日军来了，一组从正面进攻，瞄准敌人就开枪，枪响后就马上隐蔽着横向转移。其他两组接着开枪，也是枪响后马上横向转移。这样，每一次都能打死2-3名日军。由于群众都跑了，日军还得自己扛死尸，行动慢，这又为下一次的伏击创造机会。由此积少成多，既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又给日军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慢慢消除其锐气。
我们就用这种战法，在东山大桥与日军打了一天，打瘫日军军车一辆，缴获轻机关枪一挺，步枪几十支。打后立即挺进澄迈福山，伏击从吕新坡(也叫波流坡)赶来的日军。这一仗，消灭日军40多名，缴获轻机关枪一挺、一门迫击炮、步枪30多支以及一大批子弹。从吕新坡出来后，我们又突袭日军一个炮楼，缴获重机枪一挺。随后，在澄迈的延兴、美厚、大前山一带迂回寻机打击日军。
我们也用这种战术袭击了敌洋行，破坏多次敌人的大扫荡。
解救盟军官兵
1943年，日军在印尼的安汶岛、新加坡和香港等地俘虏了盟军士兵，并强迫他们在海南东方县的报板地区修铁路。我和战友发现后，准备营救这些被俘士兵。经过周密的准备和谋划，我带领八中队成功袭击了这些日军，消灭日军30多人，缴获一挺轻机关枪，并成功营救出英国士兵36人、荷兰士兵2人、印度士兵20人、美国士兵2人。
当时中队所处环境很恶劣，老百姓的粮食大部分被日军或国民党抢走，中队征集到的粮食很少，只能掺着野菜煮食为生。但是外国人吃不习惯野菜，他们喜欢吃牛肉，我就尽量买牛肉给他们吃，不少盟军士兵因此死去，余下的在战争结束后，被盟军送回国。其中有一个美军黑人士兵走后不久，就用电报通知我们，电文的大意是：为感谢你们的救助，送一批物资表示感谢，请接收。那天，一架飞机飞到我们的驻地上空，机上飞出的五个降落伞渐渐地落下来，这些物质有5个美式卡宾枪、一批药品和布匹等，都是部队稀缺的物质。
侵略者细菌战让我伤疤至今
其实，当时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部队里很多人都染上了烂腿(脚)病。那时，我们那时认为是水土不服得的病，都称“水土病”，多年以后，才知道是日本的细菌战引起的。
那时日军惨绝人寰，用飞机把细菌撒到六芹山的树林、草地、河流……，我们这些琼纵指战员都是穿短裤行军，腿脚一碰上茅草就有划痕，有划痕的部位就开始烂，烂到脓水流出来，流到哪就烂到哪，严重的肉一块一块地烂掉，烂得能看到骨头并死去。一个有名的歌唱家从香港回来参加琼崖纵队，就是得了这个病活活折磨死的。
我的文书王文炳不仅烂腿还发着高烧，热得受不了，就跑到河里泡，结果直直地站在水里死了。烂腿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一个大队三百多人，仅四个月就剩一百多人，损失近三分之二。我也患上烂腿病，烂得腿上看到白森森的骨头，当时有个护士就用硫酸给我治，疼得我冷汗直冒，治了三个多月居然好了，谁都说我是死里逃生，可是至今还有那次受感染后留下的伤疤。
1943年，日伪军进攻我所在部队驻扎的澄迈县牛牯岭。我带领部队英勇抗敌，很快把日伪军消灭，战斗临近结束时，突然一颗子弹向我射来，从背后打进胸部，原来是一个假装死亡的日军射来的子弹，伤愈后子弹却留在身上。解放后，我曾到各大医院治疗，试图把子弹取出来，可是由于离心脏太近，手术会有生命危险，一直无法取出。我在斗争中曾先后4次负伤，牛牯岭战役的子弹一直留在胸部，如今一到阴雨天胸口就会隐隐作疼。
70年过去，现在一想起侵略者心里依然燃烧着怒火，我们演丰地区参加琼崖纵队两批有七八百人，岐山村就有68人，解放后就只剩下我和冯延兴。所以我常对儿女们说，日本侵略者要多野蛮就有多野蛮，他们在定安要群众跪在水里当桥，从群众的身上走过去，定安有很多村被日本侵略者烧光、杀光、抢光，成为无人村。我对他们的罪行永远都无法原谅。
所以，这些年离休后，我依然发挥战士的余热，任海南残疾人基金会副秘书长期间，四处筹款开展残疾人康复工作。为“缅怀先烈、启迪后人”，我参与组织拍摄反映海南革命23年红旗不到的影视片《秋菊姨母》和《啊!琼纵女兵》，到中央和省内筹款在全省建了十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国家和民族的富饶强大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