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慰安妇”受害者的 血泪记忆
原标题：海南“慰安妇”受害者的
血泪记忆
1939年，日军入侵海南岛。76年过去，当年还是十几岁小姑娘的“慰安妇”们，如今已是风烛残年。
尽管岁月流转，但伤痛依然在她们身上延续。“那是件耻辱的事情”，她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回避那段痛苦的经历;“那些人连畜生都不如”，一旦碰触与日本兵相关的事物，她们总是条件反射地勾起记忆深处的痛楚;“现在走路都还一拐一拐的”，被强征为“慰安妇”对她们造成的伤痛和留下的后遗症，至今仍隐隐作痛。见习记者林郁鸿文/图
李美金
想起当年的事情，浑身发抖
现年92岁的李美金阿婆居住在澄迈中兴镇东岭村委会土龙村。8月13日中午，李美金阿婆正躺在床上休息，53岁的儿子张太开进屋喊她吃饭，老人反应敏捷地起身与儿子交谈。如果不是记者前来采访，她绝不会主动与人说起那段悲惨的经历。
“和父亲结婚时，母亲不敢提起被日军强征做‘慰安妇’的经历，也不敢告诉身边其他人。因为这是一件特别丢脸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会嫁不出去。”张太开告诉记者，“后来，父亲辗转得知后感到特别气愤，一直安慰母亲。但即便如此，母亲仍不愿主动讲述那段经历。”
“看到电视剧里的日本兵，母亲往往控制不住地颤抖，她说‘这些日本兵，都是丧尽天良的混蛋。’”张太开介绍，母亲是在16岁那年被日军抓去修军用机场的。
“日本兵把我们抓到临高县加来的据点，白天让我们除草皮、建机场，晚上就糟蹋我们。他们稍不满意就会毒打我们，我们身上被他们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流血了。第二天天还没亮，日本兵就把我们打起来去干活，那真是鬼一般的日子。”对李美金阿婆而言，“慰安妇”所留下来的生理病痛和心理阴影至今难愈。
“这样的日子大概持续了半个月，我实在是忍受不了。我对自己说，死也要逃出去。”李美金说，“在一个夜晚，我趁日本兵放松了对我看管的机会，冒死悄悄地溜了出来。我也不管什么方向，拼命地往没有人的地方跑。幸运的是，我终于逃了出来，在天快亮的时候回到家。”
“我现在想起当时的事情，浑身都要发抖。假如我当时被他们抓住，肯定要被打死。”记者注意到，李美金嘴角有些颤抖，“后来我嫁人了，生了三儿三女。”
“母亲心脏不好，随着年龄的增大，疼得越发厉害，家人轮流照顾他。”张太开说，“全家人都不敢让母亲看与日军有关的电视和物品，怕勾起她悲痛的记忆。有的时候，母亲自己在房内偷偷哭泣，不敢让我们看见。”
王志凤
92岁的她很想去日本起诉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记者靠近王志凤阿婆的左耳大声问，但她还是摇着头。
现年92岁高龄的王志凤阿婆听力不好，“当年一天晚上被日军糟蹋的时候，左边的耳朵被打坏了。”目前，阿婆居住在澄迈中兴镇东岭村委会土龙村。
“父亲的前妻去世后，才娶的母亲。”王志凤的儿子钟天祥告诉记者，“母亲被日本兵抓去当‘慰安妇’之后，没有人愿意娶她，最后才下嫁给父亲，父亲家里当初很穷。”
“17岁时，我去舅舅家借米回到半路时被日本兵抓去。”王志凤阿婆告诉记者，白天挖战壕，连饭都没得吃，晚上还要被日本兵糟蹋，稍有反抗就遭暴打，那里就是地狱。“有一天挖战壕，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向一名日本兵讨水喝，没想到他直接冲过来，把我踢倒在战壕里，残忍地把我的右腿踢出血，现在还留有一道巴掌长的伤疤。”
“半个月后，家人凑了9块大洋才把母亲救了出来。”钟天祥告诉记者。“对于‘慰安妇’那段痛苦经历，我们从未听母亲说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有人来做‘慰安妇’受害者调查，母亲咽不下这口气，一定要为自己讨回公道，才有勇气说出来。”
“母亲遭受白内障折磨，看不清楚东西，由于年事已高不适合做手术了。”钟天祥告诉记者，“母亲很想去日本起诉，但是年纪越来越大了，走不动了。”
符美菊
父亲借几十块大洋救我出来
现年90岁的符美菊老人现和唯一的孙子王财强相依为伴。“奶奶腿脚不好，风湿病很严重，现在只能靠轮椅走动。”25岁的王财强告诉记者，这一切源于76年前的惨痛遭遇。
“我记不太清楚了，十六七岁时，日军以招工修建营房和军用机场为名，把我抓到大成镇附近一个‘慰安所’里。日本兵个个丧尽天良，白天逼我们挖土搬石头干重活，晚上还要蹂躏我们。”每每提及那段经历，符美菊阿婆仍痛苦不已，她告诉记者，“我被关在里面差不多1个月，遭受日本兵非人的虐待，想都不敢想能活着出来。”
符美菊阿婆曾一度以为会死在“慰安所”里，“后来，父亲借了几十块大洋给日本人，才把重病在身的我救回家。”符美菊阿婆称，“日本兵把我折磨得浑身是病，治疗了一个月才好起来。”
然而，被救出来的符美菊阿婆日子并不好过。“当时村里人都说我嫁不出去。”符美菊阿婆脸色凝重地说，“22岁那年，我从儋州家里嫁到澄迈中兴镇土龙村，就是怕被人知道我的这段遭遇。”
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里，符美菊不敢向任何人提起往事，直到上世纪90年代，面对‘慰安妇’事件受害者的调查人员，她才鼓起勇气说出来，“就是不想让那些罪恶滔天的日本兵以为我们不敢站出来作证，一定要为我们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