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法律顾问进村遇“行路难” 财力不够试点难铺开
法律顾问正现场接受村民咨询。 海南日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杜伟 摄
法律顾问周猛制作的联系牌。 海南日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杜伟 摄
8月6日上午，周猛早早就收拾完出发了。出门前，他特意在公文包里多塞了几张自己的名片：海南林源律师事务所律师。不过，周猛今天还有着另外一个身份——儋州市那大镇清平村法律顾问。
这并不是周猛第一次到清平村。按以往惯例，他要去走访村民，收集村民的法律诉求，现场为村民解答法律问题，如果时间允许，他还要在村里举行一场法治主题讲座，发放一些自己制作的法律宣传资料。
从去年4月以来，按照省司法厅的部署，儋州市司法局探索试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92个村（社区）选派律师。
法律顾问身负重任：不仅要把群众急需的法律服务带到社会的神经末梢——村、社区，还将把现代法治理念根植到群众心里，转变为法治行动。试点一年多来，这一制度取得了何种效果？打通农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坎要迈？
走访
法律与农村似乎隔了一堵墙
用法需求刚性增长的同时，群众却普遍“信访不信法”
村民的困惑： 专业法律咨询哪里找？
许成代是儋州市那大镇力崖村下沙村小组村民，与同村冼某的土地相邻。因为土地划界不清，3年来，两户人家因土地权属问题矛盾不断。
“两家人为了这个事一直互相掐，今天你种了农作物，明天他就把它拔了，闹得不可开交。”力崖村支部书记符海波说，村里也多次对此纠纷进行调解，但村干部对政策和法律了解毕竟不专业，“法律盲区”客观存在，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和解。
想要在家门口就把矛盾问题解决，那该找谁呢？记者走访了解到，同样有这方面需求的，还有村干部。据那大镇大同社区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林秀燕介绍，全社区15000多人，因为拆迁引发的家庭矛盾、邻里纠纷、经济纠纷等较多，需要专业法律工作者解答。
“不久前，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居委会有两位村民占用小区绿化地，私自盖建筑，小区居民提出让他们拆掉，他们不同意，还放狗咬人，居委会几次上门劝说都没有用。后来，我们通过咨询律师，给两位村民下达了律师函，说明法律后果，一下子就有了震慑力，两位村民很快就搬走了。”林秀燕说。
“法律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清平村支部书记、村主任高福才说，农村土地流转、林地确权、项目征地等方面都需要专业的法律服务，就是邻里、夫妻之间的信任“危机”与感情“危机”，也需要合情合理合法的疏通与“缝合”，这些都需要专业法律工作者的支持。
镇长的尴尬：
办公室咋成了接访室？
那大镇镇长王明魁已经有好些日子没有在办公室上班了。
8月7日中午，记者来到这里采访时，在镇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房里找到了王明魁，和他坐在一起的还有其他几名镇政府工作人员，因为空间小，狭窄的房间过道仅能通过一个人。
“你的办公室干嘛空着？”记者问。
“空不了，村民都喜欢来这里上访。”王明魁说，那大镇在册户籍人口有17万，近年来，随着儋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涉及土地的纠纷也日益增多，而村民遇到矛盾，打官司的少，走信访的多。“人一拨一拨地来，我就干脆把办公室腾出来做信访接待室。”
儋州市司法局副局长金韬告诉记者，去年，该局在全市农村和社区进行了摸底调研，发现“信访不信法”的问题客观存在，由于种种原因，在老百姓看来，维权最有效果的方式就是信访。
一方面是农村用法的刚性需求，一方面是群众“信访不信法”，法律似乎与农村隔了一道无形的墙。“其实，很多纠纷都是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这也暴露了问题的根源，那就是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更谈不上运用法律维权。”王明魁说。“什么时候百姓法律意识高了，遇到事情懂得依法解决了，我的办公室也自然就空了。”
探索
政府购买服务 法律顾问进村
以前：村民遇到纠纷，靠暴力解决，讲究“拳头论英雄” 现在：法律顾问来了，村民求助律师，矛盾有了“灭火器”
“橡胶厂开工，污水都排到我们地里去了，村委会还管不管了。”去年5月的一天，力崖村“两委”办公楼前围满了人。辖区内沙屋村85亩多的农田被一家橡胶公司的污水污染，36户村民正向村委会“要说法”。
一时间，力崖村委会也想不到合理的解决方法。为防止事态的恶化，村支部书记符海波请来了法律顾问——海南为先律师事务所律师符丽娜。
听完事件的来龙去脉后，符丽娜给村委会开出了“药方”。在符丽娜的指导下，村委会很快就和橡胶公司达成了和解：中化橡胶有限公司赔偿农田被污染的农户25000元，并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污染扩大。
“村委会通过咨询法律顾问，找到解决问题的法律途径，及时挽救了村民的财产，解决了矛盾，这就是法律惠及民生的最好反映。”符海波说，村里的矛盾事由一般都不大，但容易激化，处理不当很容易发展成大的纠纷。“我在村里当了十几年的治保主任，按照以往，村民极有可能围堵工厂，动用武力解决，后果会非常严重。”
接受采访时，省司法厅厅长屈建民认为，随着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涉及的土地流转、宅基地、拆迁、婚姻家庭等纠纷会不断增加，群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量将越来越大。“用法律手段化解基层矛盾，除了完善立法之外，普法是关键。要真正打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将化解基层矛盾导入法治轨道。”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去年4月，我们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始试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金韬告诉记者，截至目前，通过指导律师事务所与行政村（社区）结对，全市已先后为那大、白马井、排浦、新洲等乡镇的92个村（社区）聘请了法律顾问。
法律顾问主要为村（社区）提供帮助修订、完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协助做好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应邀列席村重要活动、提出法律意见，开展法治宣传、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困难群众依法获得法律援助，协助重大矛盾纠纷调解，承办相关诉讼或非诉讼代理业务，以及处理其他涉法事务等八大服务内容。
试点一年多来，对于这一制度带来的“甜头”，王明魁感触颇深：“以前处理农村纠纷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村民做事不讲法，遇到纠纷习惯性靠打架吵架，基本是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再不行就是到镇政府来上访，现在不一样了，村民有矛盾，会先请村委会调解，调解不了，再去请教法律顾问。从去年4月到现在，来我这里上访的村民下降了很多。”
其实，法律服务进村，海南十年前对此就有过成功探索。据介绍，2006年，省司法厅就在全省范围开展“法律进乡村”活动，提出建设“五个一”工程，其中一项就是为每个村设置一名法律顾问。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推进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农村法律服务又迎来了“春风”。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制度又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屈建民表示。“总体来看，农村法律顾问发挥了三大作用，一是让普通老百姓及时享受平等的法律服务，二是让老百姓知法明理，形成好的习俗，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面对日益复杂的农村纠纷，律师作为知法懂法的第三方，其劝解相对容易让群众接受，极大地推动村民将矛盾纠纷化解导入法治化轨道，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难题
法律顾问进村遭遇“行路难”
受财力、人力、融合程度影响，农村法律顾问效果虽好，但试点却也不得不放慢脚步
财政支持不够
8月6日下午4时许，一场由法律顾问、居委会干部和附近居民参加的座谈会在大同社区举行，大家向法律顾问提出的一个共同意愿就是：希望符丽娜律师能定时定期到村里服务，并多举办一些大型法律宣传讲座。
“心有余，而力不足。”接受记者采访时，符丽娜道出了自己的难处。“一个现实问题，做法律宣传，必然面临着经费问题，偶尔做一两次还行，长期做律师在经济方面也承受不了。”符丽娜说，法律服务是免费的，可是自己担任顾问的几个村地方偏远，每次进村的路费得自己承担。
金韬也认为，法律顾问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形式，目前来看，律师的顾问费用显得略低。“例如，那大镇平均为每个村（社区）提供3000元法律顾问费用，白马井镇稍微多一点，为3500元，一年下来，这些钱可能连路费都不够，让他们一天到晚往村里跑，不太现实。”
儋州市司法局还曾做过调研发现，部分乡镇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这项工作了解不多，重视不足，支持力度不够，不愿意花钱聘请农村法律顾问。“儋州全市有280多个村（社区），试点成效显现后，光村、木棠、兰洋、王五等乡镇虽然都表达了加入试点的意向，但受财力、人力因素制约，我们只能把脚步放慢，不敢在全市铺开。”
基层律师缺口大
“自从受聘成为法律顾问后，多的时候，一天要接近10多个群众打电话咨询或求助。还要定期下村，收集群众诉求，或者处理突发事件、调解纠纷矛盾，忙得一塌糊涂，根本顾不上自己的业务。”如今，周猛是4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和周猛一样，顾不上自身业务成为许多法律顾问的共同感受。
“目前，儋州全市有三家律师事务所，仅有21名律师，且大多数是年轻律师，村民矛盾纠纷容易产生，法律服务的需求量非常大，律师资源缺口较大。”金韬希望，儋州能够从根本上壮大法律顾问的队伍。
省司法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全省有律师1500多名，人均律师拥有量在全国排名并不低，但由于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案源情况影响，接近90%的律师都集中在海口和三亚，律师资源分布存在不平衡问题，造成部分地区律师短缺，法律顾问的推进面临困难。
重视不足 融合度低
除了财政支持不足，基层律师缺口大这两大核心难题，法律顾问与基层群众融合度不高，也成为制约法律顾问进村的一个难题。
将自己每天的工作记录下来，是周猛的习惯，有一行记录显得格外“扎眼”：从4月25日到28日，多次拨打某社区书记手机，均无人接听，也未得到回复电话，只好直接登门。”
周猛介绍，这个社区也是自己负责的，当天是想去帮助处理辖区一宗相邻权纠纷问题。“这是一次很不愉快的经历，几天里不仅打了多通电话不接，还有一接通立马就挂断的。若是工作繁忙多次不能接电话，完全可以在不忙时给我回复，但对方没有做。”
“在沟通方面，社区也是律师问了才答、不问不答，社区缺少主动性、互动性。”周猛说。“社区对法律顾问工作重视程度不够，某种程度上挫伤了律师的积极性。”“大部分村民一听说‘律师’，就以为是要打官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法律顾问进村艰难。”金韬建议，为了让百姓深入了解这项民生举措，必须要加大村居法律顾问的宣传力度，推进法律顾问与基层群众的深度融合。
建言
如何打通农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提供相匹配的财政保障
畅通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固然离不开脚踏实地的行动，但更需根本上的长效机制保障。
屈建民告诉记者，目前我省在这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省司法厅下一步将集中研究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为农村法律顾问提供相匹配、相适应的财政保障。”
金韬说，儋州市司法局对此已有了考虑，下一步，将尝试进行个案补贴，对个别顾问律师服务质量好或者服务量较大的，额外在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各种法律人才利用起来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各种纠纷越来越频繁、复杂。推广法律顾问制度，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法律专业人才的补充刻不容缓。
“实事求是地说，让一名律师专门负责一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工作，显然不现实。”屈建民说，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可以积极发动律师，让每一名律师同时兼任多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
此外，除了律师，全省还有广大的基层法律工作者，他们也具有相当的法律素养，仅以儋州为例，全市就有6家法律事务所。“这部分人才加入进来，法律队伍壮大了不少。”屈建民说。“此外，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比如一些退休的法官、检察官、警察、法律教师，他们都懂得法律专业知识，都可以担任顾问。”
形成基层法律服务合力
记者了解到，除了法律顾问人手、经费不足外，如何处理好法律顾问与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的关系，形成合力，还要经过制度性的探索。
群众有矛盾纠纷需要调处时，人民调解员会先行介入，如果遇到法律问题则会求助法律顾问。但记者了解到，镇村各级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力量，与法律顾问并未形成高效合作机制。
“目前，全省共有25600名人民调解员，他们处在矛盾纠纷调处第一线，他们与群众融为一体，拥有做群众工作的地缘优势。法律顾问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人民调解员就是律师与村民之间的协调人，能够发挥桥梁作用。同样，法律援助是指为困难群众和特定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与法律顾问有相通之处。”屈建民说。“法律顾问制度要在农村走得更远，必须调动各方热情，让法律顾问、法律援助、人民调解三者开启竞合模式，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