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收红包，也要拒送红包

　　“光棍节”这天，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参加中日友好医院讲座，对“拒收红包协议”一事颇有微词。他说，“我不认可红包协议，我自己也没有签订，因为我学医的时候已经宣过誓。”自今年2月《关于医患双方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的通知》推出后，争议不少。一些医生认为，此举会令公众认为医生就是一个普遍收红包的群体，对于那些本就以仁心为怀的医生来说，按要求签协议，也可能构成人格侮辱。但是，“就医送红包，医生就给好治疗”的社会风气不能不破除，被多少有些异化了的医患关系也不能不纠偏。一个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是大众之需要，也是医疗界之必须也。

　　拒收红包的协议不过是一张缺乏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绝大多数仁心仁术的医生本不需如此，少数可能收红包的医生也不会因此就放弃收红包的行为，充其量变得更加隐蔽罢了。倒是对公众来说，签署不送红包的协议，算得上是一种理念培训：原来看病并不需要一定送红包。看病送红包的顽疾，不可能一朝一日便治好，但终究是需要治的。医患关系的紧张，与这种顽疾，到底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如此一看，拒收红包的协议并不是单方面的，还有患者拒送红包的协议呢！

　　然而，缓解医患矛盾，并不能仅仅围绕“红包”来做文章。医生作为一个职业，要把救死扶伤摆在第一位。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世界较发达国家，医生都是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不仅得到了社会的普遍尊重，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一般还属于高收入群体，进入医生行业便意味着进入了社会中上流阶层，虽不至于锦衣玉食，至少也是颇为体面，衣食无忧。对比中外医生的生存差异，难免不为中国医生叫屈。他们工作在面对大众的第一线，却也要受制于体系内职位、职称等种种约束，而他们工作的价值由于公立医院的评价体系，并没有得到完全的体现。其实，国外不少国家的名医更多来自于私立医院，大多数私立医院提供的是更高级别更优质量的医疗服务体系，而公立医院大多是公益性质，定位在于解决基本医疗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收入水准因为定位的不同、市场的认可度差异而得以不同体现。这一点与我国大相径庭，我们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集中于公立医院，越是大的公立医院所获得的资源越好，而民营医院还处于探索、发展的初级阶段。可问题在于，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公立医院，都无法避免公益职能这个角色，在这样一个定位下，我国公立医院便不由自主地在公益和市场之间来回摇摆，医生也就频频陷入道德与市场的困境，难以完全实现自己的市场价值。

　　公立医院之所以要改革，与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让社会化医院更为丰富，满足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不同看病需求，均有相应关系。也只有更加完整和完善的医疗服务体系，才能够把人民群众基本公共医疗服务需求与多层次市场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是让公立医院能够专心于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医疗服务，以公益为先；二是让其他所有制的医院能够提供更丰富的其他医疗服务，以市场为评价标准。如此，既能让患者满意，也可以让不同医生的市场价值得到不同的体现。当然，改革本身需要一个过程，医疗机构的多层次发展也需要时间。但从近年来健康医疗产业的发展来看，这种多层次的医疗体系的建立已经开始。伴随着改革的推进，相信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混合所有制的医院等等，均能各自找准位置，让患者的归患者，医生的归医生，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体面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