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南开浴火 被日寇视为眼中钉

　　中新网9月10日电 香港文汇报10日刊文称，由严修、张伯苓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始建于1904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早的私立学校。甲午战争后，日本对中国开始了从“蚕食”到“鲸吞”的侵略步伐，早期的南开学校，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创办、起步和成长的。因此，“抗日爱国”成为南开的最大特色。

　　1891年，15岁的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如饥似渴地“师夷长技”，毕业后到北洋水师从军。甲午海战大清国一败涂地，张伯苓愤然选择了弃武从文的教育救国之路。适逢天津名绅严修倡办新学，二人两赴日本和美国考察，回国后创办了南开中学。十几年间，相继创办了南开大学、女中、小学及重庆南开中学、自贡蜀光中学，形成完整的南开学校体系。

　　 校钟警示师生 国耻铭诸心坎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张伯苓校长令校工每日敲响校钟，先敲九下，再敲一下，再敲八下，用以警示全校师生勿忘国耻。他召集全体学生慷慨陈词：“中国之前途较日本有为，吾不应畏日人。”他要求，南开学生把此次国耻“铭诸心坎，以为一生言行之本，抱永志不忘、至死不腐之志”。

　　师生们随后组织了“国难急救会”，张伯苓亲任主席，集资购置劳军慰问品，以实际行动支持长城抗战，慰劳前方将士，鼓舞抗敌士气。同时，学校还接收当时东北沦陷区的学生免费入学。

　　1934年10月10日，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开幕式在天津北站体育场举行，市政府邀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驻津领事及武官出席。300多名南开学生组成的拉拉队在看台上打出“毋忘东北”、“毋忘国耻”、“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等旗语，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看台上的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恼羞成怒，气势汹汹地向大会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南开这些“胆大妄为”的学生。作为大会总裁判和南开校长的张伯苓，对日本人的“抗议”不予理睬。

　　 日机狂轰滥炸 名校几成废墟

　　南开人的爱国抗日，被日寇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1937年7月29日凌晨，在日军已经完成对天津事实上的军事占领后的第三天，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木青司悍然下令对南开学校进行毁灭性轰炸。南开大学、中学受到几十架日机的狂轰滥炸和炮击，甚至连女中、小学也不放过。

　　轰炸持续了两天，日寇又派出骑兵和数辆满载煤油的汽车，在校园内到处纵火。经此劫难，南开大学成为一片废墟，仪器设备被毁殆尽，珍贵图书典籍和成套外文期刊遭洗劫一空，那口重逾13,000斤、曾为“毋忘国耻”而鸣响的校钟亦被劫掠。

　　据1943年9月25日《私立南开大学抗战期间损失报告清册》统计，房屋、图书、仪器设备、标本、机器、家具等财产物资损失，按战前价值共计法币663万元(约合当时200万美元)，占抗战时期全国高等学校全部财产损失的五分之一。

　　轰炸过后，日本宪兵队和各类走狗汉奸纷纷出动，布下天罗地网，大肆搜捕以张伯苓校长为首的南开师生，必欲赶尽杀绝。在广大爱国市民和租界内欧美国家同情者的掩护下，大多数师生幸免于难。南开学校被毁后，悲愤欲绝的校长张伯苓发表公开谈话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爱波斯坦笔记 揭日寇早有预谋

　　时任《京津泰晤士报》记者的波兰人爱波斯坦，用他的笔记录了南开被炸的情景：“他们的飞机，一队队飞到南开上空，飞得很低，简直是把炸弹放在校园。那座辉煌的图书馆和内部藏书，连同其它建筑毁于一旦。”爱波斯坦还保留了一份日军轰炸南开后，举行各国记者招待会的记录。透过这份记录，日本人对南开“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报复之心昭然若揭：

　　记者：“为什么要轰炸大学？”

　　日军发言人：“因为这些暴乱的中国人在那里驻军。”

　　记者：“我在那里没见到中国兵。”

　　日军发言人：“但那里的建筑物很坚固，中国人会加以利用。”

　　记者：“你怎么知道？”

　　日军发言人：“如果我是中国的司令官，我会利用。”

　　记者：“难道这成为轰炸一所世界著名学府的理由吗？”

　　日军发言人：“诸位，南开大学是一个反日基地，我们必须摧毁所有的反日基地。”

　　 著书授课 警醒国人

　　1927年，南开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深感“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险”，回津后组建满蒙研究会(翌年改名为东北研究会)，开展东北三省实地调查，搜集日本侵华罪证。他还在南开中学设立《东北地理》课，由东北研究会主任傅恩龄自编教材授课。

　　近日，这套与“九一八事变”同时印行的《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在南开大学图书馆被发现。该书虽为地理教科书，实为一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之时的忧患之书。编者并非专门介绍东北地理，而是随时将爱国精神、忧愤情怀融会于字里行间。

　　编者有感于东北屡遭列强争夺、他人环伺的危险情景，及时提醒国人：“强邻侵蚀之结果，血痕斑斑，几无完肤”，“倘国人急起直追，力图挽救，或迅速殖民，或开荒垦殖，危亡之局势，庶可挽回；否则甘作俎肉，任人宰割，三百余万方里之沃土，行将沦于虎狼之口矣。”

　　1995年，南开校友会会长申泮文(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曾任南开大学校长)联同张伯苓嫡孙张元龙，以及严修家人曾启动对日索赔议案。后来，索赔之事搁浅，张元龙说原因有三：一是到日本法院起诉索赔的人，不仅受尽屈辱，而且希望渺茫。二是索赔需要大量的证据。因为当时是私立校，而现在是公立校，财产过渡的证据，没有相关部门的配合很难收集到。三是索赔不能只是金钱的补偿，赔偿的目的是能够保证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必须对当年的罪行有所追究。(赵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