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6大国企掌门人纷纷落马 警惕“能人腐败”

　　掌门11年间，他累计完成200余亿元投资，集团控股的兴蓉投资成为迄今成都市唯一的国有上市公司——业绩辉煌的兴蓉集团原董事长谭建明，近日因受贿罪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工投集团原董事长戴晓明、高投集团原董事长平兴、建工集团原董事长张俊、投控集团原董事长吴忠耘、成都银行原董事长毛志刚……2012年以来，成都先后有6位市属国企掌门人因受贿被查处。作为商界“能人”，他们的“成功”故事各不相同，然而他们的“落马”却如出一辙。

　　中央巡视组在最近一轮巡视时专门提到“能人腐败”，直指一些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一把手”的监督缺位。

　　“贪”

　　兴蓉集团原董事长谭建明任职期间，为30多家企业和个人牟取利益，收受他人所送钱物共计3000余万元（其中未遂1730万元）。

　　成都高新区投资集团原董事长平兴，被指控在1998年至2008年受贿1800多万元。红包回扣、字画紫砂壶、干股，甚至装修房子等，他对各种形式的贿赂“来者不拒”。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原董事长戴晓明，同样被指控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送的现金、购物卡及代付房租，共计约1480万元。

　　成都银行原董事长毛志刚，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人民币1260万元，购物卡35万元，购房优惠款16万元，以及美元、欧元、英镑、港币、台币等若干，同时还收受622.33万股成都银行股份。

　　纪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国企负责人，介于商界和政界之间，受贿都有种“堤内损失堤外补”的失衡心态。他们认为自己的地位并不牢靠，因此想趁在位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多做准备。

　　“做了这么多项目，融汇这么多资金很艰辛，上市更是难上加难。可是回过头来看，自己在名誉上没有什么收获，于是对收受贿赂大多抱着‘顺势而为’的心态。”谭建明在接受调查时说。

　　“能”

　　2002年12月，成都市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兴蓉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亿元，谭建明任公司董事长。他改变过去政府项目的财政拨款模式，以社会化的投融资模式运作60亿元的成都水务项目。这一业绩至今在成都商界流传。11年中，该集团累计完成投资200余亿元。

　　成都建工集团的业绩更可谓是成都国企的标杆。据报道，该集团分别在2007年、2010年和2011年，成为成都市首个产值突破100亿元、200亿元、300亿元的市属企业。

　　2008年10月挂牌成立，注册资本金50亿元，至2012年年底，成都投资控股集团账面总资产已突破200亿元，实际控制资产达4000亿元。

　　“这些国企的‘成功’，有领导个人能力的因素，但更多来自体制内的强大支持，其中许多企业‘一把手’都是从政府部门走出的‘红顶商人’。”一名成都市发改委官员对记者说。

　　兴蓉集团原董事长谭建明曾在“体制内”呆了20年，在成都市发改委工作13年。他坦承，兴蓉集团的核心竞争力是政府的污水特许经营资源。“政府是我的后台，当污水收费暂时不足以支付庞大的管网的良性运营和合理回报时，政府会给予补足。政府有能力补贴，降低了投资者的风险，投资者才敢进来”。

　　而建工集团则几乎参与了所有成都市重点建设项目，先后承建国家、省、市重点工程1000多项。作为投资控股集团第一任董事长，吴忠耘曾在成都市体改办工作10多年，担任过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戴晓明则担任过成都市经委主任。

　　“这些国企干的大部分是国家投资的公共服务项目，‘一把手’又在体制内积聚了大量人脉，这样的角色使他能调动大量的资源。”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傅江说。

　　“管”

　　一边是骄人业绩，一边巨额受贿，国企高管缘何频现“能干能贪”现象？

　　成都市纪委工作人员说，这一现象说明当前国有企业未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企业中心工作，“一把手”权力过大、运作透明度不高；企业监事会严重缺位；相关国资监管部门未能很好履行监督检查和日常巡查。

　　“国企高管手中既有政府赋予的‘硬权力’，也有企业和市场赋予的‘软权力’，双重权力带来双倍风险。”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实说，国企监管透明度缺乏已成为制约国企治理体制与治理能力的瓶颈，全面建立国企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职业经理人制度已成当务之急。“国企高管的角色要求既要扛起业务责任，也要扛起廉政责任”。

　　对于防止“能人腐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则指出，一是要加大监督的力度，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的力量，提高官员的违纪违法成本；二是要改革干部考评和提拔机制，选拔考核时注重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效激励和调动“能干不贪”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