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远平刊文赋诗悼念刘志丹之女:两代人的革命情怀
中新网11月8日电 革命烈士刘志丹之女刘力贞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11月3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7日上午,刘力贞遗体告别仪式在西安举行。习仲勋之子习远平今日在陕西日报刊文《两代人的革命情怀——深切纪念刘力贞大姐》,并写诗纪念。
以下是文章全文:
今年7月,听说志丹伯伯的女儿刘力贞大姐身体不好,我专程与爱人张澜澜一起到西安看望刘力贞大姐和姐夫张光。没有想到,此时一见,竟成永别,她终因病情恶化,于11月3日逝世。我和我的家人为她的逝世,深感痛心,母亲委托我看望大姐的家人,并参加告别仪式。
力贞大姐是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和我的父亲习仲勋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创建红军,开创了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最终统一为西北根据地。我父亲当时只有17岁,被党组织派往国民党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并于1932年4月在甘肃领导发动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组建了陕甘游击队,从此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历程。同年8月,我父亲也从“两当兵变”后辗转来到照金,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刘志丹、谢子长。在志丹伯伯支持下,我父亲又从照金返回渭北开展武装斗争。他生前曾回忆说,当时中共陕西省委尝试在渭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残酷的斗争实践告诉他们,在国民党统治严密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十分困难的。1933年初,父亲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重返照金工作。刘志丹等领导红军主力红26军第2团经常在外线作战,打击国民党反动派。我父亲来到照金后,一方面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整顿,一方面挨家挨户发动群众,很快在照金一带打开新的局面,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1933年6月,由于红26军政委杜衡执行极“左”路线,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结果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生死不明。这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与红26军政委杜衡相继被捕叛变,陕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陕甘边根据地面临重大危机。敌人在叛徒的带领下加紧了对陕甘边红军的中心——照金的进攻,8月上旬,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4团、耀县游击队和王泰吉率领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撤退到照金苏区,陷于敌军的包围之中。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由担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的习仲勋与特委书记秦武山等同志主持,在照金的陈家坡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决定,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4团、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和各路游击队,推举王泰吉任总指挥。并经习仲勋提议,为率部南下尚未归来的刘志丹保留了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的职务。
半个世纪后,我父亲曾经撰文回忆陈家坡会议:“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订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展深入的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于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中共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我父亲先后参与了领导创建以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从陕西照金到甘肃南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过痛苦的失败,也迎来了胜利的曙光。1934年2月,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开展土地革命,中共红42师党委在华池县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新的边区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和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建立正式的工农民主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南梁荔园堡胜利召开。大会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确立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按照选举地区和单位人数比例产生代表,并照顾到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个方面,层层民主选举,产生了一百多位工农兵代表,再由这些代表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在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地区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层层选举建立的民主政权,陕甘边根据地从此迎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管辖着华池、赤安、庆北等陕甘边区的18个县域。
我父亲在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与志丹伯伯等同志一起主持制定并实施陕甘边苏区的土地、财经粮食、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知识分子及各项社会政策和对民团、土匪、白军俘虏为主要内容的十大政策,颁布一系列法令,开办军政干部学校,发行货币,建立集市贸易,为巩固红色政权,促进边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历史证明,这些政策和法令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了根据地军民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和加强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南梁地区形成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文明向上的良好局面,是贫苦农民群众向往的好地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
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下,陕甘边区军民众志成城,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边区的多次“围剿”。1935年2月,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统一为西北根据地。在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相继失守的情况下,西北根据地却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6月,已经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展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把长期分离的陕甘边区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余万的红色区域。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最终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点,这是多么伟大的贡献啊!
革命前辈们当年建立陕甘根据地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走群众路线,同时也离不开每一位共产党人脚踏实地的埋头苦干和无私无畏、不怕牺牲、勇于开拓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也贯穿着我父亲的一生。1978年,父亲在历经16年磨难后重新出来工作,中央派他主政广东,他根据当时广东的实际情况,率先向中央提出让广东“先走一步,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进而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小平同志提出建设经济特区的大胆设想,小平同志赞许地说,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他鼓励我父亲“杀出一条血路”。我父亲充分认识到改革充满艰辛,必须拿出当年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那么一股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去开创新的局面。我的父亲一生有两大亮点,一个是参与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另一个就是在广东领导创建经济特区。
当年参与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前辈们,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地区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道路。特别是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武装斗争,革命信念丝毫没有发生过动摇,这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