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便利”容易“公平”难
与以往不同，今年高考最受关注的话题是“异地”。
大幕即将拉开。与以往不同，今年最受关注的话题是“异地”——实施异地高考政策的省市从去年首批打开大门的12个增加到了28个，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939万考生中出现了5.6万名在居住地参加高考的随迁子女，看上去比例不大，但人数比去年激增12倍，已经相当可观。
仔细打量每个省市的异地高考政策，看见的是五花八门、参差不齐。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种是人口多、优质高校资源少、高考录取率原本较低的省份，政策出台最快、条件也最“大方”，如只需有高中在读学籍即可；第二种是教育资源相对薄弱和落后、但能受惠于按省分配名额的传统招生制度的“考分洼地”，其政策制定，需要提防近些年已频频发生的“高考移民”投机行为，对户籍、学籍往往会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和审核程序；第三类是北上广这一类名牌大学云集、高考分数线较低的“高考洼地”，其政策最受关注、众议汹汹，出台过程最为艰难、矛盾和扭捏，“门槛”最高，“开放度”似乎最低：北京今年只开放了高职考，报名数百人，经过筛选合格者不过百人；上海不仅要求学生有在本地的中考和高中学历，还要求其父母连续持有上海居住证3年以上且积分达到120分以上，才有在本地高考的资格。
异地高考政策的出台，是值得欢呼的一件大喜事。6.5万名学子在居住地参加高考，也就意味着有6.5万个家庭不必因为孩子回到户籍所在地读高中或参加高考，而改变生态、经受分离的苦楚与不便；意味着未来会有更多流动人口可以在所居住的城市里安心沉淀下来，找到归属感和融入感。
便利了，却不等于公平了。便利只是流动着的人们对于高考的表层需要，打破资源的地域分布不均、实现教育权益的重新分配，才是更深的焦虑与要求。
很显然，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异地高考政策上的高门槛，还不可能满足这种“重新洗牌”的心理需求，会让那些期盼着自家孩子能加入“高考洼地”、获得更好录取机会的家长们失望和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高高低低的异地高考政策，也让原本就是各自命题、加分录取等办法各异、松紧落差显著的不同省区高考情势更添复杂，推动“全国统一高考”朝着越来越不统一的方向前行，最终剩下的只是考试与录取时间上的形式统一了。
未来的新“公平”在哪里？其实眼下并无标准答案。时常有人将中国的高考录取制度与欧美相比，得出彼好我差的结论；有人说，必须打破按照区域分配招生计划的高招模式，学习别人的一年多次高考、分数面前一律平等、用学费的不等来保护本地纳税人利益等办法。看似公允，但若仔细研究一下，我们的大学几乎全是国立、省立、市立，我们的人口众多、将大学看得极重、经济社会和基础教育发展极不均衡、腐败成习诚信缺失，就会发现“拿来”的办法说不定会水土不服。
“让所有受教育者在任何地方自由参加高考、读自己想上的大学”，这样的理想状态，也许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达到。异地高考这样的制度改革，连系着整个社会人口管理的新变局，是个系统工程。做好“便利”的服务易，重造“公平”的利益分配体系难，不能贪局部之“得”，逞一时之快，必须做实做细，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完善。
(姜泓冰，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海外网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