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磨一剑 海南8旬伉俪学者倾囊修史传佳话
↑周伟民(左)和唐玲玲从家属区走向图书馆(9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每天傍晚时分，海南大学校园里就会出现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携着从家属区走向图书馆，20多年寒暑不易，节日不休。
他们是海南大学年过八旬的退休教授周伟民和唐玲玲夫妇，《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的作者，这本打磨了26年的著述，成为南海维权强有力的史料佐证，即将出版的六卷本《海南通史》，更是耗费他们后半生的精雕著作。
二老治学，“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半百之年到年过八旬，他们花光养老金，走遍海南岛，只为年轻时的梦想——修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海南岛史。
↑ 周伟民在工作室内工作(9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26年磨一剑：《南海天书》捍主权
周伟民和唐玲玲教授，一位84岁，一位82岁，是《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的共同作者。在这本著作出版前，担心“更路簿”文化行将消失的人们没想到，有一对伉俪学者，自26年前就开始了深入研究。
“那是1989年，民政部牵头编纂全国地名大辞典，海南卷的任务找到了我们。”周伟民说，陆地的地名很好办，茫茫南海287个岛礁洲滩成了最困难的一部分。
他们将目光聚焦到了沿海渔民，以及渔民手中的“更路簿”上，但“更路簿”是用海南方言记录，晦涩难懂，为了解开其中的秘密，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去问老渔民，逐字逐句翻译、记录。
“调查发现，是渔民最早发现了南海岛礁，在‘更路簿’里，渔民用日常生活用品给南海136个岛礁命了名，而且这本小册子已经出现了600多年。”周伟民说。
然而近年来，南海问题复杂化。“作为有50多年党龄的党员，我们意识到，有必要为南海维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周伟民说。
从此，两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拖着年迈的身体，自费租车、请翻译，再赴琼海、文昌，挨家挨户拍门访问老渔民。“年轻的渔民出海都用卫星导航，能看得懂‘更路簿’的老渔民越来越少。”唐玲玲说，有些老渔民家，他们就一遍又一遍去，一点一点揭开了“天书”的秘密。在过去搜集的12本“更路簿”的基础上，他们又新收集了12种。
↑唐玲玲在研究“更路簿”(9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2015年8月，经过两年时间潜心写作，26年调查、打磨、研究的著作《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成功出版。这本著作在南海维权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出版，以无以辩驳的事实证明：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经营南海诸岛，而且中国政府长期对这片海域进行了有效管理。
“我们很感欣慰，今年7月13日国务院发表的中菲南海争议白皮书中，‘更路簿’就被作为证明南海诸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主要依据之一，里面的不少表述使用的是我们的研究成果。”周伟民说。
逐梦宝岛：志为海南修史书
“为海南写‘通史’，是我们年轻时的梦想，也是半百之年逐梦海南的起点。”两位老教授说，这还将是他们毕生奋斗的终点。
他俩是广东同乡、同班同学，1953年一同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当时文史哲不分家，周伟民听了很多史学课，包括史学大家陈寅恪的课，对史学和海南岛产生了浓厚兴趣，但当时只有日本人小叶田淳为侵略海南而写的《海南岛史》，铭记着历史的耻辱。
“我们应该自己写一本海南通史。”周伟民在心中暗下决心。
1988年5月，55岁的周伟民偕同53岁的妻子唐玲玲，怀揣为海南修史的梦想，登上了建省不到一个月的海南。
“初来乍到，有很多不适应，带来的书很多不合用，研究资料十分匮乏。”唐玲玲说，“资料少有不便之处，也有好处，我们田野调查来的资料就会比较生动、有新意。”他们以海南原住民黎族为研究起点，展开大规模田野调查工作。
↑唐玲玲在工作室中工作(9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从1995年两人同时退休起，无法再申请课题的他们拿出养老金，自费租车、请向导、请翻译，走遍海南岛的沟沟坎坎，去得最远的一处黎族村庄，两个六旬老人徒步走了两天，涉水40多次。
他们不仅在岛内找资料，还自费去国外找。为研究海南南洋文化，他们跑遍了东南亚;为研究宋氏家族，他们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宋子文档案，待了一个多月，翻阅了62箱资料……
《凡俗与神圣——海南黎峒习俗考略》《宋耀如年谱》《海南家谱研究和海外移民实录》……退休20多年，他们的著述虽不算多却本本分量很重，有些著作掖在手里反复修改不出手。
对此，他们这样说：“我们从事的是遗憾的事业，多做田野调查、多查文献佐证、多做一些修改，就能少一些遗憾。”
↑周伟民在工作室查找资料，他的藏书贴满了各色书签(9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爱人”亦“敌人”：伉俪学者获网友盛赞
记者日前见到两位教授时，他们正分头伏案查阅资料，为《海南通史》定稿做最后的核校。“要抓紧完成手头的工作。”唐玲玲说，自从她年初摔了一跤后，前后进了三次医院，身体日渐虚弱，时间变得紧迫。
二老志同道合、相扶白首，所有的著作都共同署名，每一本藏书都写着“周唐藏书”，一起下乡调查，一同伏案研读，互相修改文章，但他们并不互称“爱人”，反而视彼此为“敌人”。
原来，“从1953年开始写作起，我们俩确定了一个原则，对执笔者文章里的错误，要当成敌人来消灭。”周伟民说。
“有时候唐老师的文章她舍不得改，就会吵，吵了以后她就哭，哭了以后就不吃饭。不过哭过以后该改还是要改，还是要当敌人消灭。”周伟民笑着说。听到老伴儿这么说，唐玲玲也笑了：“周老师对我要求比较高，比较严格。”
↑ 周伟民(左)和唐玲玲坐在海南大学的荷塘边聊天(9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比起研究的繁复，他们的生活，简单得似一碗清水。
“每天，家和工作室两点一线，年纪大了，鱼肉不能多吃，以蔬菜水果为主。”唐玲玲说，他们没有存款，全部的财富就是一屋子藏书，全部的乐趣都来自学术研究。
“我们约好了，就别休息了，工作到不能做了，安置好这些书，该死就死了，也没有遗憾。”两人的想法出奇一致——退休不是奋斗的终点，死亡也毫不可怕。
“向两位老教授致敬!”他们的事迹在网上传开后，引来大批网友点赞，网友们说，“他们甘于寂寞，潜心研究，是知识分子的楷模!”得知二老打磨28年的《海南通史》即将出版，一位网友说，“我是海南人，但对海南岛内的很多东西不甚清楚，真的感谢这两位老人的付出，以后我们有更多关于海南省的参考文献检索了。”
不求奢侈的生活，不求功成名就。二老的工作助手陈虹说，二老相携，穷经皓首，是他们一辈子的事业，也是一辈子的幸福。
(责编：吴占桂、蒋成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