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诺奖，我们别空有狂欢

　　自昨天(10月5日)下午起，很多人的微博、朋友圈就被“屠呦呦”三个字刷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屠呦呦的名字容易让人想起《诗经》中的名句，而她的个人履历，也确实跟草(草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而今她就成了舆论台面的“座上宾”，人们纷纷为其鼓瑟吹笙：皆因为她成了中国大陆本土科学家斩获诺奖的第一人。

　　正如莫言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的瞬间轰动效应那样，屠呦呦获诺奖，引发舆论亢奋也在所难免：如果说，莫言摘下诺奖，圆了国人的诺奖梦；那屠呦呦作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则纾解了很多人的“科学类诺奖焦虑”。

　　土生土长，中医学，“中国制造”……毋庸置疑，屠呦呦获诺奖引爆国人的狂欢意绪，在于它触动了基于“同根同源”表征的族群认同，那种油然而生的“与有荣焉”的自豪感，即源于此。哪怕屠呦呦在昨天前对很多人而言还十分陌生，哪怕她此前已获得有“诺贝尔奖风向标”之誉的拉斯克奖，也削弱不了她获诺奖激起的舆情冲击波。

　　狂欢可以理解，但若止于狂欢，那无异于对屠呦呦获奖的意义窄化。实质上，附着在屠呦呦身上的某些身份符号，注定赋予其获奖本身更多的内涵，而“1”和“3”，就是解开这繁复内涵的数字秘钥。

　　“1”，可指第一：屠呦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家和拉斯克的中国人，这已人所皆知；而诺奖评委会将奖杯颁给屠呦呦，依据的是三个“第一”——第一个把青蒿素带到523项目组，第一个提取出有100%抑制率的青蒿素，第一个做了临床实验。而这些，都足以为其世界一流科研成就加持。

　　“1”，也可意指专一：科研需要专注，而屠呦呦等人以沸点在60摄氏度下的乙醚制取青蒿素，经过191次实验，才在实验室观察到青蒿素对鼠疟、猴疟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100%，进而发现了青蒿治疗疟疾的原理。

　　“1”，还能指一群人，一项事业。屠呦呦在获诺奖后称：“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是中国全体科学家的荣誉”，诚如她所言，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的创制，背后确实有那些医学家、生物化学家们的拱卫，像有机化学领域的专家周维善就率团队，就青蒿素结构测定和人工全合成进行了长达10多年的研究。而他们协力攻关，取得的成果也福泽了无数人，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3”，则可指涉屠呦呦造就“20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医学创举”凭依的三流条件。屠呦呦曾介绍，当年的科研条件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

　　但“1”与“3”的叠合，呈现的却是极具张力的现象与问题：她在三流条件下，创造了世界领先的一流成就，成为中国获科学类诺奖的第一人。这对当下的科研氛围建构和科研评价机制无疑不乏启示。屠呦呦的科研成就，脱胎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既有土壤，而她的科研成就与当前评价体系下的认可度的倒挂，也引人深思：如何摒弃行政主导下的科研管理模式，让科研领域的评价回归学术本位，形成对科研的良性激励？

　　屠呦呦获诺奖，我们为之振奋无可厚非，但它在公共空间留下的，不应只是情绪的泡沫，而应该将社会导向科研协作模式、现实科研环境的思考。我们无需因其一人获奖就否认其他科学家的造诣，但透过这一面棱镜，也该照出科研评价等层面的肌理紊乱。(光明网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