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曾在海南迎战疟疾 以身试药
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1972年在海南迎战疟疾，开展青蒿素科研攻关
天涯蒿草悠悠情
冒着零星雨点，曾任国家卫生部疟疾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海南“523项目”工作组负责人的蔡贤铮小心翼翼地护着怀中的包袋，走进了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他匆匆此行，是为了讲述与一位老友在海南共事的经历，那包袋里层叠包裹的是他们30多年间往来的书信和研究成果，发黄变脆的纸张至今仍然完整地记录着那份不变的理想与情谊。
“她叫屠呦呦，取自‘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蔡贤铮口中的这位“老屠”，一夜之间蜚声国际——昨天下午，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中国药学家屠呦呦成为了首位获得诺奖科学类奖项的中国人。
海南是防治疟疾主战场
“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一首《流崖州至鬼门关作》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古代贬官谪臣对于海南这片“瘴疠之地”的恐惧。
蔡贤铮告诉记者，疟疾是一种由按蚊传播疟原虫引发的传染性寄生虫病，而海南全岛按蚊多达37种，以致于疟疾盛行千年，直至解放后仍一度是全国疟疾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据国家有关部委开展的疟疾调查，仅1955年，海南疟疾发病人数就多达28万余例，疟疾发生率占全国首位。
难料的是，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海南乃至全国疟疾防治工作又遇强敌——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类药物已经产生了抗药性。于是，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523项目”正式启动，来自7个省市、60多家科研机构的500余名科研人员协力攻关。而海南被定为“523项目”主战场，由广东省卫生厅、海南军区、海南行署卫生处(局)派员组成的“523项目”办公室就设在这里。
屠呦呦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于1972年来到了海南昌江。
但她并非空手而来。1971年，从大量的古代医书和民间药方查到蒿草类植物对治疗疟疾有效的典据，又受到东晋医术《肘后备急方》中“青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的启发，她有效利用乙醚低温提取了青蒿的有效成分，并且证实了青蒿提取物的抗疟效果。
以身试药置生死于度外
“屠呦呦来海南是一举两得，既能为海南疟疾患者带来治愈希望，也能为进一步开展青蒿素的科学研究收集药材和临床数据。”曾在海南“523项目”工作组负责临床试验效果观察的庞学坚说，当时海南疟疾发病率高居不下，而且疟疾病种齐全，恶性疟、间日疟、三日疟、卵形疟都有发生。此外，海南黄花蒿资源丰富，不仅数量多、分布广，而且植株高大繁茂，开展青蒿素新药临床试验最为理想。
如获至宝的屠呦呦和她的团队扎根昌江，有时躬耕于黄花蒿丛，有时俯身于患者床头，有时埋首于实验室里，白天黑夜只想着一件事——逐步完善青蒿素在治疗疟疾，尤其是治疗恶性疟的配伍，并将研究逐步发展为青蒿素联用其他药，使疟疾的复燃率降至最低。
庞学坚颇为感慨，为了防治疟疾，许多科学家以身试蚊，调查海南蚊虫种类及分布密度，“为了检验抗疟新药及新的治疗方案，还有一些科学家故意感染疟疾，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和肝脾肿大的痛苦，可谓置生死于度外！”
屠呦呦就是以身试药的科学家之一，作为试药的第一批志愿者，她毫不犹豫地试用了还不够完善的青蒿素，这在一定程度上长久地影响了她的健康。而这个秘密，直到多年以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才被她不经意地提起。
“那个年代讲究集体主义、团队精神，无论谁出成绩，都归于集体。”如庞学坚所说，平日每每有人褒奖，乃至于站在诺贝尔奖的“风向标”——美国拉斯克奖的领奖台上，屠呦呦也只说，“青蒿素的发现，是中国传统医学给人类的一份礼物”，而不言及自身。
心系海南不忘青蒿情缘
“其实，老屠在海南工作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半年多时间，做了30例临床疟疾病例的实验后就回了北京。”但是，蔡贤铮与屠呦呦的情谊似乎在她离开海南后更为深笃。此后的30多年间，他们书信往来不断，彼此互称“老蔡”、“老屠”，围绕青蒿素以及疟疾防治等话题作了诸多探讨。
记者注意到，在这些泛黄的书信中，屠呦呦几次嘱托蔡贤铮帮忙采集五指山地区和文昌一带的黄花蒿，做一下海南不同地方黄花蒿中青蒿素含量的对比研究，以便更加充分地利用海南的黄花蒿资源优势。纵使远隔千山万水，她心心念念的，还是这片蒿草遍野的肥沃土地。
1982年4月，海南制药厂向中央卫生部、国家医药总局递交《关于要求给予我厂定点生产青蒿素的申请报告》被拒绝后，屠呦呦也是第一时间给蔡贤铮来信说：“有必要向主管部门和领导同志大声疾呼，海南青蒿资源的利用有必要重新评估。”
屠呦呦心系海南，蔡贤铮和庞学坚一样难忘这位“衣着朴素，却举止优雅，始终面带笑容”的女科学家。昨天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刚刚揭晓，他们便欣喜地与当年共同抗疟的同事互通电话，今日又相约聚首，用自己的方式在遥远的海南为屠呦呦庆贺。
“实至名归，实至名归！”庞学坚反复念叨这句话，一切伟大的付出都不会为时代所遗忘，这么多年过去，年至耄耋仍然醉心科研的屠呦呦，终于等到了这份迟来的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