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稿档案的再认识
作者：邵武市档案局 林传祥 来源：《福建档案》
从以往我们对档案认知的习惯看，手稿应该就是最原始的记录，这种“原始”当然是源于最初的那份“心路”写照，其他对手稿的任何翻抄，诸如誊清或者复制，恐怕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档案，不论是纯粹的个体作者，还是非个体的一群单位作者，最初呈现的手稿才是最具本真的。
什么是档案？手稿才是档案，而且是唯一的档案！翻开文字历史，我们看到了无数档案的手稿标本，那些没有手稿的档案，有的也被事后重新“临摹”缮录，俨然就是“最初”的那份，但马脚还是一览无余，那就是过于洁净的稿面，让人一眼洞穿是个“仿品”。20世纪80年代档案界有一句口号（或曰“八字”方针），叫“恢复、整顿、总结、提高”。所谓“恢复”，即恢复机构（工作）；所谓“整顿”，即整顿“档案”。恢复机构容易，只需一纸一令，而整顿“档案”却非朝夕之功，需要长时间的砥砺磨练，所以“整顿”的另一用语也是“清理”或“整理”，即清理历年积存文件材料，规范整理现有“不合格”的档案。那时检查可谓多矣，围绕“八字”口号，各种名目的升级定级考核一个挨着一个，而且细微精到，渗透到案卷纵深的每一份文件，稍有疏遗，都有可能被一把揪住。不规范的“档案”当然很多，比如玉石不分，归类不当，排序凌乱……等等，最可笑的是那被装订成像包裹似的厚厚的“档案砖”毫无疑问是要拿来拆分动大手术的，而最可恨的是那些没有底稿（手稿）的正文同样也要拿来做无谓的“罚写”充当原件，尽管这种做法有悖档案“真实”原则，但从维护档案“安全与完整”的大局看，这种无关伤筋动骨的复原补遗做做又何妨呢？
也许我们还要感谢那时苛峻繁缛的检查，尽管催生了这种“造假”，但做与不做是不一样的，假如今人不做而留待后人或后后人去做，会是怎样？从长远来看，档案作为“物”的本体，其存世的自然生命显然有限，而人的因素的介入使之延长则非常关键。从另一层面讲，手稿实在又是档案人的心结所在，那种非原件（手稿）不是档案的观念深深扎入了档案人的职业肌髓。当我们倾尽全力投入“清理”，我们面对的多是一摞摞手稿原件，尤其五六十年代，手稿往往也是正文，正文也即手稿，那时的书写是一道延续的风景，当我们置身这样的“风景”当中，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调整我们的目光，从书写内容移到书写本身，比如它的字势，它的笔韵，它的章法，等等，正是这些，手稿作为档案才有了独一无二、不可复拟的“神圣”，我们有时会为之发出惊叹，油然而生欣羡甚至忘情陶醉。我曾经在一篇谈及文学创作与档案利用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文学创作对档案材料的利用有别于对一般史料的利用，除了‘真’以外，还有一种生动形象，这种形象就是画面形象，可以触摸的形象，以及由此形象刺激感官神经，搧动起那想象的翅膀”（载《浙江档案》1993年第10期）。因为这种“神圣”，这种独有的风景“形象”，才使我们对手稿揣有一份独有的情怀，而因为这种“情怀”，那种放不下的“心结”也便产生，原来“不可复拟”是这种“心结”旁生出的“伎俩”，我们成了这种“神圣”化身。
幸好这样的怪例不是很多，手稿作为档案的“角色”从来都是那般“平凡”，身边的纸条、纸屑，还有那些不成规矩的涂鸦随手都可捡拾入档，只是因为太多太过“平凡”，不知被我们割弃了多少？说实在的，若非职业，“手稿”这玩意，我们是压根儿不把它当回事的。当书写成为手边剔除的“垃圾”，手稿作为档案的价值也就不免要打折扣，因为庞大的手稿，在你捡拾的手中，你能掂出其作为归档的几成分量？那时我们看重的是带着散发油墨清香的铅印或油印，认为有价值的手稿都摇身变成了正式的铅印文件即所谓的“正文”，手稿只是它的“衬料”，高雅一点说是“原件”，虽说不可离缺，但“角色”已然改变，我们的“心结”显然完全系于“正文”，手稿能算什么？或者说，单纯的手稿是不会有的，若有，依然是被当作“改良”后的“正文”来使用。
手稿的价值并非源自自身的生命本体，而是取决于作为所谓“文件”他者的裁择或赐予，这是以往我们对手稿价值判定的常习，也许是不确定的，但这样的思路基本肯定了手稿不是“我的菜”的既成事实。书写可以成为“风景”，但也可能大煞风景，没办法，对于手稿的“捡拾”，剔除是当然的。
回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无纸化年代，书写正被电脑智能广泛取代，手稿反成罕物，然而没有手稿的“文件”，其价值是不是也要被手稿来“反证”？前不久我到某基层单位检查档案，打开一摞案卷，里面全是打印，“手稿即正文，正文也即手稿”，现实又给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你不是要“规范”吗？这比任何时候的档案都要“整齐划一”啊！现代科技的厚施，带来的当然是管理上的深刻巨变，但在对待历史，这种“规范”的“档案”则像被拉上一层饰布，恐怕是你永远也没法掀去的。
曾经的手稿，也是曾经的档案，识你不易，那是因为芸芸众“稿”，乱人眼目，挡住了我们的视域，至今我们还在懊悔有多少手稿“毁”在我们“捡拾”的手里，那些剔除的“垃圾”，怕是到了现在都成了宝贝——可惜都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