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横财 贪婪“捡钱”背后的哀伤

　　中新网2月5日电 发生于去年底的香港“运钞车捡钞案”陆续开庭，有人入狱，有人缓刑，法官自有专业的法理考虑，台湾《联合报》5日刊则文称，假如那是杀人或绑架或抢劫罪行，新闻就只是新闻，可是路上捡财就不一样了。记者、法官、原告只看见了贪婪，但人们很难用理解的眼光看贫困、诱惑、尊严、面子、人情，以及这一切背后的无奈与悲哀。

　　文章摘编如下：

　　不管刑罚是轻是重，法官于判刑时皆提出不可谓不严苛的训斥言辞，“疯狂”、“危险”、“无理性”、“无法无天”、“目无法纪”， 诸如此类，乍听还以为犯罪者是什么十恶不赦的汪洋大盗，但，当然不是，他们或只是有妻有儿的城市中产，或只是月薪港币6000元的68岁清洁工，接下来，受审的很可能还有家庭主妇、年轻情侣和失业少年，天降横财顿变天降横祸，生命路途由此扭曲。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阅读新闻时会暗起焦虑？

　　假如那是杀人或绑架或抢劫罪行，新闻就只是新闻，毕竟太遥远，普通百姓不太容易对号入座，很难想象自己有朝一日会陷入如斯罪恶深渊，那些都只是“异常”状态，受到威胁的是“我们”这些好人，“他们”那些坏人理所当然地应被重罚与重责，我们完全没有焦虑的理由，反之可能感到高兴，坏人被抓走了，真好。

　　可是路上捡财，那就难说了，当运钞车掉落的满地现钞在闹市里突现眼前，如此接近，如此混乱，谁敢保证自己不会贪念暴涨而动手动脚？印象中，法官在审判贪官渎职或权贵敛财或内线交易之类案件时甚少用到这类严重斥词，反而许许多多涉及金额数以千万计的商业罪行被唤为“智能型犯罪”，多么高阶，多么神圣，无人理会它们曾让多少善良百姓蒙受严重损失。

　　所以，阅读运钞车捡钞的审判新闻，我们不仅焦虑而更是愤怒。升斗市民冒犯的原来不仅是法律，而更是法官眼里的“道德”。我们亦难免联想到伊朗导演阿巴斯的成名作《特写》。

　　话说1989年的伊朗杂志《Sorush》刊登了一篇文章，指一位叫做萨巴奇安的男子冒充导演马克马尔巴夫，到一个阿汉卡夫人的家里白吃白喝；稍后，骗局拆穿，萨巴奇安被捕，杂志记者跟进报道，把他描述为贪婪违法的疯狂人物。

　　阿巴斯读了文章，极有感触，跟各人取得联系，并成功说服法官让他把审判实况拍录下来，透过他的镜头、剪接、访谈，用“docu-drama”的纪实和戏剧混合方式把案件的来龙去脉呈现于菲林之上。

　　于是，观众看见的非仅是贪婪而更有其他。说来确是戏如人生：萨巴奇安是个离婚穷汉，失业，没钱照顾子女，但他是戏迷，更是马克马尔巴夫的粉丝，刚好在路上认识阿汉卡妇人，聊及电影，一时虚荣，冒认导演，遂获邀吃饭，跟阿汉卡家庭成员尽兴谈天，甚至在热闹气氛下，盛情难却地答应让她的儿子参演新片。一切由第一个谎言而起，之后是另一个谎言，再一个谎言，重重叠叠，骑上了虎背，下不来了。

　　阿巴斯介入后，峰回路转，萨巴奇安向法庭发誓永不再犯，阿汉卡家庭亦原谅了他，撤销控告。正牌导演马克马尔巴夫也出手相助，骑着电单车，买了蛋糕和花，载阿巴斯往找阿汉卡夫人鞠躬致歉。和气收场，电影在淡淡的哀伤与喜悦里，淡出。

　　记者看见贪婪、法官看见贪婪、原告看见贪婪。但阿巴斯用理解的眼睛看见了贫困、诱惑、尊严、面子、人情，以及这一切背后的无奈与悲哀。裁判容易，理解却难，艺术家往往是更周延的法官。(马家辉，作者为香港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