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一代人的美好回忆：渐行渐远的海口龙塘戏院(图)
龙塘戏院现状
郑宏谋(左)和杜邦先在摆弄他们的“老爷机器”。
捣鼓一阵后，墙上出现了电影画面。
2013年4月，央视《海之南》剧组邀请省电影公司在中山路老街放映胶片电影《姐妹花》。
杜邦先在倒片，放过的片子，片头在轴心，放映前必须把它们倒回来。
原标题：龙塘戏院 那渐行渐远的背影
情侣成双成对进入电影院并不是近些年才在城市兴起的潮流。海口龙塘镇的龙塘戏院是这些乡镇电影院的一个缩影：在那个精神生活贫乏的年代，它的出现满足了很多人的娱乐需求;对于它的记忆，成为了很多当时的青年、如今的中老年绕不过的回忆;随着娱乐方式的多元化，它经历了由辉煌到式微到消失的演变。
已是危房的龙塘戏院，成了海口乡镇群众精神生活变迁的标本。
1
全镇人
出砖出力盖电影院
海口市龙塘镇，人来人往的街道边，一栋外表气派内部腐朽的建筑，已吸引不了人们的注意力。但大门上方“龙塘戏院”几个字，却能勾起这个乡镇很多人的回忆。
群众的记忆，绕不开这座曾经带给他们喜怒哀乐的电影院。
68岁的杜邦先还住在龙塘戏院的宿舍里，在他那简陋而昏暗的房间内，仍摆着很多放电影的设备：放映机、带子、幕布，还有已过期的电影票。电影票已发黄，杜邦先像是珍藏宝贝一样珍藏了它们十多年。
“这电影院，是全镇人一起建的。”回忆的起点显得那么遥远，但在这位听力已不太利索的老人口中说来，那样清晰，“那时，大家都渴望有间电影院。”
杜邦先回忆，1975年，镇政府主导，领导发动群众来建龙塘戏院。“全民热情高涨，全体副业人员，那些木工、砖瓦工都来帮忙，没有工钱的。”
龙塘戏院投入使用前发生了一个插曲。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镇子里，还没完全建好的龙塘戏院临时搭成了追悼会礼堂。杜邦先说，那时还没桌椅，地板是临时用泥沙填的，全镇每个生产队的群众排队进入电影院，洒泪追悼毛主席的离世。
礼堂撤了后，每个生产队分工钉了长椅，龙塘戏院开业。
第一天放映的电影叫《节振国》。对于这部电影，杜邦先记得，当时甚至不知道这是一个人名还是地名。但令他感到振奋的是，售票处排起长队。杜邦先在售票窗内，看着挤着排队买票的观众，以5分钱，1角钱，1.5角钱的价格把票卖给他们。“卖完了，都卖完了!”杜邦先朝着他们说道。
杜邦先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了。
2
青年看电影
谈恋爱很普遍
对看电影的记忆，可以反映出相应时期的文化切面。
“那个年代，娱乐很少，主要靠看电影。”原琼山市文体局局长黄培平记得，当时的琼山单就府城就有忠介路、区委对面及金花村的3家电影院，乡镇则有甲子镇和龙塘镇有电影院。电影院的放映影片是由琼山的电影公司统一排片的。“我记得每周都有广告牌子，公布当周播放的电影。府城先看，府城看了再下面乡镇看。”
乡镇看的片子已是“二级片”，“就是第二轮播放的，播放质量没那么好的。”
在乡镇，由于群众看电影的需求大，很多乡镇都有电影队，负责进村给老百姓放电影。龙塘电影队曾经分一队和二队的，各有分工。“总共7个人，在电影院的有3个人。”杜邦先说，如今伙伴们年老的年老，转行的转行，剩下他和郑宏谋两个人在鼓捣坚持。
龙塘戏院占地两千多平米，分上下两层，可容纳一千多人。这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很大的电影院了。杜邦先记得，《地雷战》、《地道战》、《卖花姑娘》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片子，最受欢迎的是《少林寺》，“白天放6场，晚上放3场，马不停蹄，场场爆满。”
“再辛苦也不觉得累。”说起这些，杜邦先很是自豪。“那时，我们放电影的都是人才才能放的。”那时的杜邦先和同伴郑宏谋，都是多才多艺的小伙子。
3
看电影的人
越来越少了
龙塘戏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历了辉煌期，电影票价涨至1.5元，继续涨，杜邦先的工资，也从36元每月涨到600元。这对于杜邦先来说，真是美好的时代啊。
但很快，杜邦先就感觉自己追不上这个快速奔跑的时代了。
住在龙塘戏院附近的朱清(化名)女士见证了这种变迁。她回忆，在年轻时，她老公和她谈恋爱的方式就是去看电影。“那时没有喝酒唱歌的地方，没网吧，大家都去看电影。”朱清说，“看了几年电影就结婚了”。但后来，他们家有了电视，有了影碟机，“也就不去看了”。
电视的普及和录像厅的兴起，对这些胶片电影冲击很大。
“2000年之后，龙塘戏院的生意快速滑坡。”杜邦先记得，起初，他们缩减播放次数，选择在春节等节日放电影，到了2003年，他们在春节期间放电影，也没人来看了。
负责下村流动放映电影的郑宏谋也深切感到属于自己的放映时代已过去。“过去下村放电影，还没放整个场子就围得满满的，连树上都是人，后来，变成了稀稀拉拉几个人来看。”
龙塘戏院开始亏本了。同伴纷纷转行，杜邦先的儿子杜定昌在胶片电影放映的高峰期跟着父亲一起放电影。到了后来，领不到工资了，只好转行去给人打水井。
有好几次，杜邦先都试图重新打开龙塘戏院的大门吸引客人，但均以失败告终。辉煌了二十多年的龙塘戏院，淡出热闹，归于沉寂。
其他乡镇电影院的命运也和龙塘戏院相似。黄培平说，九十年代末之后，文化多元，娱乐多样化，乡镇电影院开始萧条，“后来基本没了”。
4
曾经的电影院
已成为“危房”
龙塘戏院的外观仍显露着曾经的辉煌。但看看堆放在它附近的垃圾，看看里面腐朽不堪堆放在一起的桌椅、厚厚的尘埃和蜘蛛网，就可以感受到它已成为过去。
杜邦先说，2007年左右，龙塘戏院已被列为“危房”。这意味着，杜邦先再也无法在龙塘戏院放映电影了，“也许哪天就拆了。”
700W的疝灯开了，胶片在“哒哒哒”的声响中转动起来，墙上现出了画面……在一旁的杜邦先的眼睛凑近一张凳子，快速地倒另一盘胶片，给记者演示当年的光与影。
杜邦先仍在坚守。他和郑宏谋利用老旧的放映机，到乡下去给那些搞公期的村子放电影。放一次电影的收入约300元，除去了支出，两个人每人就分到三五十块钱。
杜邦先告诉记者，一个月一般有一两场，多的时候能接到十场八场，少的话，有时一场也没有。
16毫米放映机淘汰后，他们使用35毫米放映机播放至今。
“现在都用数码放映了，进步是好事，我的愿望就是政府能帮忙给电影队更换设备，换个数码的放映机，我们继续放。”杜邦先说，他留意到近年琼剧的兴起，希望乡镇电影也能兴起，“有了新设备，我们老了放不了，我可以让我的孩子来放。”
对于近年国内有一些地方试图复兴乡镇电影，黄培平觉得，要复兴是很难的，一方面，场地问题将很难解决，另一方面，乡镇的电影队已退出了历史，“被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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