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商仇富”思绪不能是台湾施政主轴

　　中新网1月21日电 台湾《经济日报》21日社论表示，反商仇富主义古今中外皆有之，不过在现代经济结构下，每个人都可能经商致富，而这个可能性正是经济成长、生活改善的动能。但过去一年来其对当局政策的影响力，似乎有逐渐增强成为主流力量的趋势，对当前的台湾而言，反商仇富无法避免，却应该只是让改革师出有名的动力，而非政策之目的。

　　文章摘编如下：

　　反商仇富主义起源于少数的巨商富贾掌握了不对称的社会资源。财富集中少数商人富人，况且一般印象“十商九奸”、“为富不仁”的现象，很容易让站在财富对岸的大众心里产生“被剥削感”。然而在多数人的生活持续改善的经济起飞阶段，财富固然持续集中，但中产阶级的生活也同时获得改善，“被剥削感”的不满可能只会隐隐作祟，尚可控制。

　　当经济发展受限，中产阶级集体从均富走向均贫，生活质量显著下降时，“被剥削感”的浓度就会骤然升高，反商仇富主义就会重出江湖，占据人心。

　　在民粹主义当道的台湾政治中，绝对无法期待任何政治人物能在这时候站出来，指出继续放大反商仇富主义的弊害，但反商仇富起因于“被剥削感”，而“被剥削感”又肇因于对自身生活质量以及财富分配的不满，因此让反商仇富成为当红政治语言绝对可以理解，但反商仇富后如何改善生活质量及财富分配，才是戏剧落幕后的挑战。否则单纯的搞“庶民VS财团”大战，只是继续增加“被剥削感”的浓度，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台湾没有变得比较健康。

　　改善“被剥削感”的浓度需要两个分配正义。一个是财团争取资源时的分配正义，一个是“庶民VS富人”的分配正义。从高铁、大巨蛋到文创园区，这些持续改善生活质量，让台湾正式进入“已开发”地区行列的投资，都是需要花大钱的项目，除了当局本身外也只有财团才有这个能力。当局凡事亲力而为，一方面没有预算，他方面也不一定做得好(比较高铁与台铁的准点率即知)，因此为了满足反商仇富当道而开倒车，不让企业参与公共建设，并非改善生活质量的作法。

　　整件事的关键应在于如何透过程序，来确保财团争取公共资源时的分配正义来降低“被剥削感”。天底下没有完美的程序设计，只有不让人说闲话的程序设计，因此透明化是彰显公平公正的铁律。

　　至于真正能改善“被剥削感”过浓的手段，在于“庶民VS富人”的分配正义，靠的是薪资成长及租税改革，而薪资成长才是关键中的关键。不久前国际劳工联盟指出要具体改善所得分配正义的方法，不是靠道德劝说或租税诱因，而是靠基本工资改革与集体协商权。

　　总之，从程序透明、租税改革、基本工资到集体协商权改革，都是知易行难却没有新闻版面的改革，却才是举起反商仇富大旗后真正要推动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