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后”大学毕业生创办内地首家探空火箭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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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振宇（左）、清华大学博士严丞翊（中）、有六年机械工作经验的吴晓飞（右），创立了国内首家提供探空火箭发射服务的私人企业。受访者供图

　　胡振宇

　　1993年出生，江西九江人，今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注册成立了“翎客航天”公司，这是国内首家提供探空火箭发射服务的私人企业，目前公司已获得第一份订单。胡振宇也被媒体称为“火箭小子”。

　　发射高度4公里，2013年7月，在内蒙古科左后旗的一处荒漠，胡振宇成功发射第一枚由大学生自制的探空火箭，引起媒体和科研院所的关注。

　　从“炸弹少年”到“执行董事”，胡振宇的一次“意气用事”，无意间成了国内民间资本进入航天业的“革命”。

　　在“翎客航天”出现前，国内火箭领域始终处于被国企垄断状态。“市场垄断、开发成本高、政策态度模糊”，有意者不愿探步向前。

　　但胡振宇并不畏惧，这个“90后”闯进了火箭垄断的市场，当然，“闯入”也意味着寻找出路。新京报记者胡涵实习生曹忆蕾江苏报道

　　穿着牛仔短裤在车间里拧螺丝的胡振宇，不太像一个“执行董事”，更像是创业草根。尽管他给公司的估值是一个亿。

　　晚上，他会和伙伴用液氧尝试制作“冻葡萄”吃，零下180摄氏度的超低温，让葡萄黏在了舌头上。

　　这构成了胡振宇的两面：勤恳的创业者与冒险的年轻人。

　　爱好

　　高中偏科只爱玩炸药

　　新京报：大家印象里，火箭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你的火箭和我们印象里的火箭有什么不同？

　　胡振宇：平时大家看到的火箭多是运载火箭，要把卫星运到轨道内，而我们做的是探空火箭。简单来说，一个不会掉下来，一个会掉下来。

　　新京报：探空火箭的定义和用途一般是什么？

　　胡振宇：探空火箭是30至200公里高空的有效探测工具。与运载火箭相比，它体型更小，通常长度不超过10米，是在近地空间探测和科学试验的火箭。

　　新京报：很多人都在想，一个20岁出头的大男孩，怎么会和“火箭”、“企业创始人”的字眼捆绑在一起。

　　胡振宇：上了大学，我还是很喜欢化学，包括炸药和航天，后来通过其他爱好者接触了火箭，火箭的燃料和炸药有相通性。

　　新京报：你中学时代就喜欢“玩炸药”？

　　胡振宇：嗯，我偏科，化学之外的课经常睡觉。业余时间都在家做炸药实验，还因此被炸伤过手。

　　新京报：恐怕没有父母喜欢让读高中的孩子整天做炸药实验。

　　胡振宇：我爸只要见到化学原料就扔出去。那时零花钱少，试剂品又贵，我爸妈老扔，怎么办呢？我就找几个一起玩的同学，问谁家管得松，把药品都放他家，周末都去那儿做实验。

　　新京报：从学工商管理到做火箭，跨度还是很大的。

　　胡振宇：是的，大二时，通过论坛我参加了科创航天（国内最大的航天爱好者组织），我做过三次实验，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因安全问题被叫停，第二次差太远，直接爆炸了。

　　新京报：你在2013年7月终于发射成功了？

　　胡振宇：去年7月发射之前，科创航天开会讨论过，有成员说我技术不过关、设计不合理，飞上去一定会掉头、爆炸等等。说实话，发射前我压力特别大。

　　创业

　　把火箭市场价降100万

　　新京报：毕业后怎么会想到开公司，而不是继续搞研究或在相关单位任职？

　　胡振宇：父母希望我做工商方面的工作，但我不想去，还是想做火箭，国企和研究所也有机会进，但进去就要做被分配的课题，没有自己做项目的自由。我想给自己打工。

　　新京报：现在你的公司有多少人？

　　胡振宇：目前就三个人。有六年机械工作经验的吴晓飞，还有清华大学的博士严丞翊。我负责燃料、接待媒体、管账和打下手（笑）。

　　新京报：目前运转如何？

　　胡振宇：已经获得第一份订单了，争取近期出成果。另外有一笔三百万的投资快敲定了。

　　新京报：你们公司的客户一般是哪儿？

　　胡振宇：一般科研机构和高校比较多。我做过半年市场调研，结论是国内市场容积不大，意味着产值不是很高。国家大企业投入的精力、人力成本高，售价也高很多。

　　新京报：目前国内探空火箭服务主要是谁在做？

　　胡振宇：据我了解只有一家国企，航天科技集团下属的一家研究院，他们每次发射的报价300万。

　　新京报：你觉得这是机遇？

　　胡振宇：对他们来说，探空火箭一年只有几千万的盈利额，鸡毛蒜皮，但这个数字对小公司是很可观的。

　　新京报：你们预计制造的火箭，与市场上的比有什么明显改善？

　　胡振宇：现在市场上的就是天鹰系列探空火箭，我们计划三年内出正式产品，要比天鹰里规格最大的火箭飞行高度高50公里，载重多15公斤，售价要比它低100万人民币。

　　困难

　　“政策处在灰色地带”

　　新京报：创业前想过会遇到什么风险吗？

　　胡振宇：想过，火箭的技术、国家的政策等等，都是问题。

　　新京报：媒体报道中，清华大学航空航天教授宝音贺西认为，最大的风险在于政策制约。在中国，航天技术仍牢牢把控在政府手中，国内对于探空火箭并没有明确的管理条例。

　　胡振宇：这也是我在找风投时，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刚开始注册公司时，我也很担心政策上有限制，我之前的几次发射，也都没有拿到批文。

　　新京报：当时没有说违反相关政策吗？

　　胡振宇：做实验时我们联系过多个军区和空管局，但没人理我们。在中国，这种航天都是从上向下命令，从没有我们这种从底下向上申请的。现实情况就是，他们说“没有办法批准你，但是也没有条文禁止你。”这就是个灰色地带。

　　新京报：灰色地带这种说法，没法让投资者信服吧？

　　胡振宇：现在已经有业内一些人员联系我，表示会鼓励支持我们这种民间航天企业。他们希望有民间力量进来。刚开始投资人也担心，知道这个消息后，都不担心了。

　　新京报：他们和你是有竞争关系的，为什么要支持你？

　　胡振宇：我了解到，体制内的管理层实际上是希望市场上有竞争的，他们欢迎民营企业进来。而基层的部分研究员心态也很开放，就是希望把新技术研究出来。

　　质疑

　　有人说我是“宣传委员”

　　新京报：科创航天论坛上有人质疑你，说你年纪尚轻，技术不过硬，更多是包装自己。

　　胡振宇：对，有人说我只是“宣传委员”、包装自己等等。我真觉得技术上我的确没什么优势，但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没水平，我也不会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认可。

　　新京报：我看到你后来跟“科创航天”发生了矛盾，还被除名了。

　　胡振宇：那次发射成功的项目有企业赞助，是校友主动来找我的，10万块，结果立项之后两三个月都没动静，我有点受不了了，后来和一些成员发生了矛盾。项目是有合约的，作为负责人，我必须对项目负责。

　　新京报：如果你没有被除名，会出来做公司吗？

　　胡振宇：说实话，可能性很小，我敢下决心做这个公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离开科创了，我如果还待得好好的，就说不定了。

　　新京报：你觉得自己和他们的不同在哪里？

　　胡振宇：我非常看重规划，规划出来后，我就要保证在契约期内完成项目。我讲究契约精神，既然有了规划，就要把项目完成。

　　新京报：你在火箭制造的民企领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你觉得为什么只有你走出来创业了？

　　胡振宇：我感觉这个可能跟一些爱好者的特征有关吧，他们就是太“爱好者”了。很多人技术很牛，但是做事情没有规划。

　　思考

　　“爱好者”应成创新源泉

　　新京报：你说过在这个领域，我国和发达国家还差很多个数量级，从“爱好者”的角度，你觉得有多大差距？

　　胡振宇：美国至少有40万很专业的爱好者，我们呢，科创航天是国内最大的爱好者组织，论坛注册用户才4万，真正活跃的火箭爱好者屈指可数。

　　新京报：这些爱好者能发挥什么作用？

　　胡振宇：美国大部分非常先进的航天技术突破，最早都是民间的爱好者去做的，很多专业人员都是爱好者出身。40万专业爱好者，每人出一个创意，这行业的创新能力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才会产生Space X（美国著名的私人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这样的企业。

　　新京报：你创业之后，不少人说你是中国版的Space X，你怎么看待这种比较？

　　胡振宇：我们现在跟Space X差远了，没得比，当然不是说以后也没得比，我们还是有意愿做到他们这种级别的，慢慢磨练吧。

　　新京报：对于未来，你期望公司能实现对市场的冲击吗？

　　胡振宇：当然，这领域有民营企业进来，如果它能做到一定级别，就可以刺激市场，马上就会有反应。

　　新京报：你考虑过创业会失败吗？

　　胡振宇：说实话，创业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我的性格就是“一条道走到黑”，就算失败，我还是可以找钱找资源继续做下去。况且，这个公司仍然会刺激整个行业，会促进国内的航天产业向民营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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