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公交纵火嫌犯：处社会底层 不敢面对生活波折
广州警方7月16日下午对外通报称，15日晚发生在广州海珠区的公交车纵火案件告破，16日上午11时47分抓获犯罪嫌疑人欧某生（男，25岁，湖南省衡南县人）。欧某生亦供述纵火事实。图为在案发地墩和公交车站，市民献花向遇难者表示哀悼。中新社发 柯小军 摄
前晚发生的广州公交车纵火案，再次引发了社会对公交车安全问题的关注。公安部昨日表示，要严打严防地铁公交暴力犯罪。虽然此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归案，而就在这起案件发生的10天前，杭州一辆载有80余人的7路公交车在行驶时，突然起火燃烧。警方确认系人为纵火，嫌疑人包来旭有厌世情绪，曾向他人流露过要效仿制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
回顾近年来发生的多起公交车纵火案，作案者的人生经历虽然不同，人生轨迹也难寻交叉点，但他们的经历和作案动机，又或多或少有一些重合之处。他们多因自己的生活、工作不顺，或身患疾病，对有的事件不满而迁怒他人，报复社会，从而将罪恶的双手伸向了无辜的群众。
2014年7月11日
长沙公交起火
犯罪嫌疑人：陈某森，男，30岁，广西桂平人
动机：自称因未找到工作且仅剩几十元钱，于是产生了“搞点事然后去坐牢蹭饭”的念头
2014年7月5日
杭州公交起火
犯罪嫌疑人：包来旭，男，1980年出生，甘肃人
动机：警方通报称其性格孤僻内向，有厌世情绪，曾向他人流露过要效仿制造恶性事件扬名的念头
2014年2月27日
贵阳公交起火
犯罪嫌疑人：苏某
动机：自称因怀疑妻子有婚外情而心理失衡、迁怒社会，携带汽油在公交车上点燃
2013年6月7日
厦门公交起火
犯罪嫌疑人：陈水总，男，厦门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
动机：警方表示陈水总因自感生活不如意，悲观厌世，而泄愤纵火
包来旭，80后，甘肃人。在作案前半个月，他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并说要“好好干”，让老板放心。可第二天就不辞而别。包来旭一直独居，没人知道这半个月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当工友们再注意到他时，他已经成了“杭州公交纵火案”的制造者。
日前，成都商报记者通过实地采访，试图还原包来旭的生活轨迹，或许从他的身上，能找到这群“伤及无辜”的人的某些相似之处。
他的人生
被肺结核改变
“说走就走，然后再也见不到人”是两位雇主对包来旭相同的印象。但浙江义乌佳辰纸业老板金英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在6月18日还拍着胸脯说“要好好干”的员工，1天后就不辞而别，再有他的消息时，竟成了一名犯罪嫌疑人。
从老家甘肃出来打工6年，包来旭都是在不同的纸厂当工人。他只是工厂里的“小人物”，负责在仓库切割纸张，然后用叉车装卸，但最长的一份工作他也只干了1年。
看到杭州公交的新闻，杨远富觉得嫌疑人的照片很像包来旭，还在和身边人开玩笑。可当所有人都说是包来旭时，他们惊呆了。去年10月，包来旭因为肺结核发作，离开了杨远富的义乌祥捷纸业，这也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如果不是肺结核发作，他本打算在这干下去，每个月至少可以拿到3800元，老板和工友待他也不错。
去年9月，包来旭感到“自己在发高烧”，在工厂旁边的小诊所打了四五天针，仍不见好转。在义乌市一家大型医院治疗后，他向杨远富请假说，“肺部有问题”，要去杭州的大医院看病，但并未告诉杨远富原因。
事后杨远富回忆，包来旭知道自己五六年前就患有肺结核，只是一直未对外说。当时包来旭可能已经意识到肺结核复发，因此才去杭州看病。
在杭州，包来旭在电话中将病情告知杨远富。两天后，包来旭回到义乌的工厂宿舍，虽没有人主动提及，包来旭还是迫不及待地告诉同住一间房的5名工友：“我的是阴性的，没有传染性，大家放心。”他还翻出一堆检查的单子，极力想证明自己不具传染性。
据在场人回忆，当时有些尴尬，既没有人反对包来旭的说法，也没有人赞同。一位工人说，听说他有这个病，不管有没有传染性，大家心里还是有些介意。杨远富也承认，这样的工人他也不愿意要。
第二天，包来旭就离开了祥捷纸业。杨远富说，是包来旭主动提出离职的。杨未做挽留。
辞职时，包来旭告诉杨远富，“如果没有这个病，我会继续在这干下去”。临走时，杨远富把包来旭治病的20多天也算在内，给他发了工资，然后又多给了一两千块钱，包来旭带着5000元离开了。包来旭离开时并未和其他人打招呼，此后，杨远富和包来旭再无联系。
因病引起的人生转折，同样发生在2005年8月发生的福州公交爆炸案作案者黄茂银身上。42岁的黄茂银遭遇了一些挫折，一直想在村民中证明自己，可当被确诊为肺癌，被宣布即将死亡后，他彻底绝望了。他说，自己不抽烟，为什么还得了肺癌？他称，要报复将肺癌传染给他的人，可他又找不到报复的对象。
社会底层的
“聪明人”
杨远富算得上是和包来旭接触最多的人。他是义乌祥捷纸业的老板，2012年9月到2013年10月，包来旭在他的工厂工作1年，与他和几个工友同吃同住。即使这样，杨远富也很难回忆起包来旭的个人情况。
在祥捷纸业的工厂，成都商报记者看到，两名赤膊的工人，在纸张切割机前不断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这个工厂并不大，约有三四百平方米，夏天显得格外闷热，切割纸张，开铲车运纸都由他们完成。
包来旭在工厂时，厂里一共6个人，租了一套房子，他们在一起吃住。工友们说，他们的工作是单调、重复、枯燥、简单的。虽然生活在一起，但个人生活时间有限，也很难有人去关心他人的私生活。
包来旭在宿舍吃最后一顿饭前，一名做饭的工人问杨远富，是否需要给包来旭单独准备碗筷。杨远富说，大家在一起吃了那么多天，没必要在这一顿分碗筷。为了照顾包来旭的感受，6名工友一起吃了最后一顿饭。
在义乌这个外来人口众多的地方，包来旭只是普通打工者之一。包来旭的工资比其他人要高点，工友们说，他很节俭，不抽烟不喝酒，几乎没有花钱的地方。包来旭唯一的爱好是打麻将，但打得也都很小，只是娱乐。
杨远富说，他以为包来旭要养活家里的老婆孩子，一个人挣钱4个人花，生活不容易。但现在看来，情况并不是这样。
在厂里工作时，杨远富问包来旭未来有什么打算，包来旭并未回答。杨远富告诉他：“凭你的聪明，去学个驾照，挣点钱买个车，以后在老家每个月能挣个大几千。”包来旭接受了这一建议。
包来旭曾是这里的骨干，杨远富评价起包来旭的工作，仍赞不绝口，“这个人还是很好用的，聪明、能干，几乎无可挑剔”。包来旭进厂第二个月就转正，工资从2800元升到3000元，不到半年时间，他的月工资已经有3800元，还有一些补助，到了年底还有奖金。仓库里的事情几乎不需要杨远富操心。
2013年，厂里组织免费旅游，一般工作3年以上员工才可享受。包来旭由于工作出色，破格享受了这次待遇。
近几年，发生的数起公交车纵火案的嫌犯，多数也像包来旭一样，处于社会的底层。去年厦门发生BRT公交车纵火案，导致40余人死亡，嫌疑人陈水总一家3口挤在不到30平方米的两居室蜗居了30年，陈家破旧泛黑，是社区中唯一没有装铝合金窗户的。陈水总也一直没有固定工作，以摆摊卖糍粑为生。
像包来旭一样被别人称为“聪明”的还有黄茂银，“不管什么东西他摸一下子就学会了，所以他特别骄傲和自负”。他当过木工，由于家里穷，只能受雇于人。他告诉村民，自己有一天要到大城市“干大事”。
有些孤僻
不愿与人交流
包来旭的性格有些孤僻，不愿主动与人交流，他从不愿提及家里的情况，也没人见过他给家里打过电话。有人问起来，他会回答一两句。他告诉杨远富，自己已经结婚，还有两个小孩。但他又对其他工友说，自己没有结婚。杨远富曾建议包来旭把老婆孩子接到身边，“她在厂里帮着做饭，再打些临工，每个月也能赚一两千补贴家用，你的钱就可以存起来”。但包来旭以孩子太小为由，拒绝了杨远富的提议。
义乌市永胜小区聚集了很多纸业加工企业，去年10月从祥捷纸业离开后，今年6月，他再次出现在永胜小区，去了离祥捷纸业不远的佳辰纸业应聘。
包来旭也知道肺结核病不能干重体力活，从祥捷纸业离开后，他在义乌市香山路一间房内租住3个月，月租金600元。管理员说，他平时见人“面露笑容”，看不出有异常，但没见他和别人打过交道。
今年3月底，包来旭还在义乌另一家纸行干了两个月。没人知道他出来工作是因经济困难，还是病好了。但他在端午节突然辞职，称“家里有事，暂时不能在这里干了”。
在佳辰纸业的应聘过程并不让包来旭满意。佳辰纸业老板金英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一般员工工资在3200元到3500元，可包来旭要求的工资最少是3800元。
金英问他：“那你要告诉我一个你比别人高的道理。”包来旭只是说，自己有经验，做事让人放心。金英并未答应包来旭的要求，双方不欢而散。过了几天，以前认识包来旭的一个姓白的老板向金英说，包来旭工作很让人放心。听到有人推荐，金英给包来旭发了条短信，提出月薪4000元，请包来旭来上班。但包来旭考虑到之前自己主动上门求职被拒，于是拒绝了她。又过了几天，金英打电话找到包来旭，给他说了一些好话，包来旭才答应到佳辰纸业看看。6月18日上午，包来旭来到佳辰纸业，中午和她以及工友们一起吃饭时，他才答应留下来。
工友们说，包来旭性格内向，但脾气不大，也没和别人发生过矛盾。性格孤僻、内向，是人们对近年来发生的数起公交车纵火案嫌疑人的印象，但包来旭“不惹事”的性格，又与其他案犯有着鲜明的对比。
谌海涛是2010年长沙机场大巴纵火案的嫌疑人，他帮人收过债，还常年靠租房等找茬索取巨额赔款为生，甚至连手机被误停，他都要找到电信公司，以“影响了一笔大生意”为由，索取赔款；陈水总也总爱和邻居吵架，他曾一天拨打9次110投诉邻居。邻居们说，他10次和人说话，9次在吵架。为了外出打工户口被写错年龄，以及低保的事情经常上访。
不辞而别
制造骇人事件
为了迎接包来旭，金英专程派人开车，把包来旭的行李拿到了工厂宿舍。包来旭的行李只有一个箱子和一个包。她说，自己不知道他在外面还有没有家，感觉他在外打工五六年，只有这一点行李，还是和别人不一样。
当天晚上，金英和七八个工友一起请包来旭吃晚饭，她还特意叫来了几位以前认识包来旭的老板作陪。据杨远富回忆，包来旭在他的工厂时几乎不喝酒。可仅半年多时间，当金英问他能不能喝酒时，包来旭主动说，“喝五六瓶啤酒没问题”。金英说，当时并不知道包来旭有病，只是感觉他喝酒很豪爽，他不主动与人喝酒，但只要工友和他喝酒，他都不拒绝，包来旭喝了10余瓶啤酒。
饭桌上，包来旭喝酒后，反复告诉金英：“我不是偷懒的人，干活很好，你放心。”他还告诉推荐他的白老板：“不会给你丢脸的。”
“很豪爽，有性格”是金英对包来旭的印象。她说，感觉包来旭很想把这个工作做好，她也很高兴。但由于认识时间短，她也没过多问包来旭家庭的情况。
6月19日早上不到8点，他起床说要去工厂上班了。到工厂工作2个多小时后，包来旭突然告诉工友，说自己头痛，要回宿舍躺一会。工友们并未太在意。可这一别，金英和工友们就再也没见过包来旭，他手机关机，也未将宿舍的行李拿走。金英给包来旭发过几条短信，但没有人回，一直到6月30日，她发短信表示要报警后，收到了包来旭用一个归属地为山东的手机号发来的短信，他在短信里跟她道歉，说自己在青岛，可能不会再回来上班了。理由是他在山东的一个老乡出了事，他要赶过去帮忙。金英给这个手机号打电话，但同样是关机。
7月3日，金英打通了包来旭的电话，包来旭只是说自己不干了，也没说什么时间到工厂宿舍拿自己的行李，就匆匆挂断电话。
没人知道，包来旭为什么1天时间就离开了待遇丰厚的工厂。工友们再听到包来旭的消息，已经是案发之后。他们还在猜测，包来旭在杭州发生过什么，导致他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惨剧。但思来想去，他们也没有结论。
视角
缺少爱，忘了爱
近期，公交车纵火案件在各地接连发生，已成为城市生活的重大安全隐患。
纵火犯的残暴让人愤慨，他们的犯罪动机，常被概括为“报复社会”，但梳理他们的人生经历却会发现，他们的故事平淡无奇，并没有特别大的波折。
他们是生活中某种程度上的失败者。厦门纵火者陈水总人生中最后的困难是想办退养，其户口上显示出生于1954年，而他认为自己出生于1952年，他想早一点办退养。迟迟不能办退养，让他得出结论“60岁了，身体有病，对不起家人”的结论。而今年2月，发生在贵阳的纵火案，嫌疑人苏某，是怀疑妻子有婚外情，这是另外一种失败。
他们不善于沟通。陈水总10次和邻居说话，有9次发展为吵架。但是在决定纵火后的几天，他反而非常平静。杭州纵火者包来旭一直独居，患有肺结核的他，本来很少喝酒，但是在纵火前的一段时间却经常豪饮。非常可惜的是，周围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的异常，更谈不上化解。
他们有些沉默，他们有些软弱———尽管最后走上犯罪的残暴之路，但却都不敢面对生活中的波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一个现实是，30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让大多数人受益，但也有一小部分人，生活被时代的车轮碾碎。他们的心理健康需要社会关注，但正因为深处社会的底层，却缺少条件、也缺乏心理健康的意识。
他们，其实就在我们之中。公共交通安全，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在提高安检加强防控措施的同时，共处同一个社会的你我，也许都有可以努力之处。“报复社会”虽然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但也指出了解决之道：只有社会让更多的人感到温暖，才会有更少的人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