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全面”看习近平治国的七种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时代发展的前沿，立足全局发展的高度，顺应人民群众的期盼，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明确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体现出治国理政的全局视野、战略眼光和科学思维。

　　战略思维。不谋全局不足谋一域，不谋长远不足谋一时。作为顶层设计者，总书记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把握中国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前进方向，不仅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规划，而且对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战略部署。正是有了把方向、抓大事、谋全局、管长远的战略思维，才能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四个全面”就是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契合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成为统领中国发展的总纲。

　　系统思维。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发展，不能盲人摸象，不能以偏概全，唯有整体考量才能驾驭全局，唯有统筹协调才能协同推进。“四个全面”作为一个完整统一体，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构建了“一个目标、三个支撑点”的系统思维，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举措。“四个全面”作为相辅相成、相互支撑、内在统一的整体，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一项系统工程，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实践当中。

　　辩证思维。在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治国理政的工作中，处处体现出辩证思维的重点论和两点论，注重运用矛盾分析法解决问题，分清轻重缓急，突出工作重点，抓住关键环节，明确主攻方向。“四个全面”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深刻把握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改革发展稳定等若干重大问题，科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把握手段与目的、全局与局部、长远与当前、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等辩证关系，抓住关键，找准重点，着力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法治思维。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总书记十分重视法治思维、法治精神、法治方式，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体现出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思维方式。“四个全面”把法治思维运用于各项重大工作之中，注重用法治的方式来认识分析和处理解决问题，体现出法律至上、宪法至上的理念。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与全面从严治党本质一致、辩证统一，而且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贯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全过程。

　　历史思维。在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总书记反复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国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这种历史思维就是善于汲取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和推动现实工作。“四个全面”没有割断历史，更没有否定历史，而是以历史为前提和基础，正确认识和主动适应历史阶段新特点的前提下提出来的，是在以往探索规律、积累经验基础上的整合，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脉相承，表明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没有另起炉灶、否定过去，而是体现出一种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思维方式。

　　创新思维。应对挑战、创造未来，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四个全面”不是简单延续，更不是照搬照抄，而是把治国理政上升到全新的、更高的维度，极大地拓展了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深度和广度。“四个全面”描绘了中国发展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实现中国梦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次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新创造，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体现出总书记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的理念。

　　底线思维。总书记多次强调，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这种底线思维可以使党的事业避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挫折，更不允许出现颠覆性错误。“四个全面”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明确的责任状和时间表，各项工作要有倒计时安排和落实；全面深化改革要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敢入深水区；全面依法治国要恪守法治底线，确保经济健康发展和维系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要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大危险”，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些都是底线思维的具体运用，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

　　思路决定出路，思维决定作为。“四个全面”有着深厚的科学思维基础，是实践论、方法论、辩证法的有机结合，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思路、新方略，成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和根本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