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难民路上的经济学家

　　中新网1月27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27日刊文称，今天的全球难民危机让人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据一项当时的估算，光是在欧洲就有4000多万难民。这些当时被称为“流民”的人因为暴力、强迫搬迁、迫害和房产和基础设施被毁而被迫逃离家园。在当今无序又陈旧的避难规则下，难民必须冒很大的风险才能抵达安全之地，帮助难民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也十分不确定。这是经济学家可帮助完全可以改进的。

　　文章摘编如下：

　　战后的凄惨景象让联合国在1950年成立了难民署(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该机构原本只是临时性的设置，目标是在三年的时间里保护流民。但这一问题从未消失。相反，联合国难民署不但仍然存在，还在敲响警钟。

　　在2015年年中的报告中，联合国难民署认为2014年底全世界共有5950万“被迫流离失所”者，其中包括1950万国际流民(他们被定义为真正的难民)。一些国家——阿富汗、阿塞拜疆、哥伦比亚、中非共和国、民主刚果、伊拉克、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乌克兰——都各自存在着50万以上被迫流离失所者。报告指出，此后这一数字必定又有了极大的增长。

　　不幸的是，报告彰显出我们对难民问题理解的不足。事实上，从历史上看，远赴另一地寻求庇护的难民的命运很少有人研究。历史学家记录战争，也会提一提侨民，但他们很少有兴趣研究难民危机如何产生或如何解决。

　　我们需要更多地研究从长期看我们可以和应该为难民做些什么。联合国难民署在保护难民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它不可能满足难民的全部需要。2015年，联合国难民署预算为70亿美元，看起来很大，但摊到每个流离失所者头上每人只有100美元，不足以提供食品和住所等最基本的需要。

　　身为2016年美国经济协会(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主席，我感到有一种道德责任，应该利用本月早些时候举行的美国经济协会年会，这个场合，让这些重要经济课题得到更多的关注。难民危机不论是什么，都属于经济问题。但提交美国经济协会年会的论文中很少有关注此问题的。

　　因此我决定组织一个名为“6000万难民”(Sixty Million Refugees)的分会，邀请经济学界最杰出的移民学者与会。我请他们用经济学角度描述难民问题的各个维度，并且提出一些明智的政策建议解决这一问题。

　　埃塞克斯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蒂莫西•哈顿(Timothy J. Hatton)的一篇文章，检视了全球难民潮，以研究背后的驱动因素。哈顿面对的是反对接纳难民的流行理由。

　　土耳其中央银行的塞米赫•图门(Semih Tumen)给出了关于220万叙利亚难民给边境地区劳动力市场造成何种影响的证据。图门的文章也面对一个常常被用来反对接纳难民的理由：新来者会夺走本地人的饭碗并拉低工资。他发现，在正规部门的本地人工作岗位，在难民涌入后事实上是增加的，这显然是拜难民流入对地区经济的刺激效应所赐。如果更进一步的研究支持这一发现，那么各国也许就会欢迎劳动力的涌入了。

　　乔治敦大学的苏珊•马丁(Susan F. Martin)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当前难民程序是如何“任性”，呼吁建立“基于保护需要而非引发难民的原因的法律框架”。但建立这样的规则需要进行一些仔细的经济考虑。难民制度的制定者需要考虑规则对移民本身以及母国政府的激励效应。

　　最后，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D. Sachs)为管理难民提出了一套详细的新制度。萨克斯关注这一制度的规则如何在长期影响世界经济。他希望这一制度强制要求承诺，不但要接受对东道国很有用的移民，也要接受低技能和绝望移民，以此防止刺激人才流失。此外，难民的流动速度必须得到监管，经济学家需要制定新方法确保各国公平分担负担。

　　在当今无序又陈旧的避难规则下，难民必须冒很大的风险才能抵达安全之地，帮助难民的成本和收益的分配也十分不确定。这是完全可以改进的。经济学家可以帮助检验哪些国际规则和机构需要为无效和常常不人道的制度进行改革，从而为解决难民问题做出贡献。(罗伯特•希勒，作者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