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的世界和全球协商治理——由李克强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讲话引发的思考
无极的世界和全球协商治理
——由李克强在联大一般性辩论讲话引发的思考
9月2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71届联合国大会以“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努力改造我们的世界”为主题的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建设和平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的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李涛 摄
朱宁 博士后、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创新中心研究员
在抵达“枫叶之国”加拿大之后，李克强在联大一般性辩论的讲话余音仍在联合国大会厅回荡：“支持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支持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以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出现的新变化”。这是中国政府一贯主张，表达了对联合国在内的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态度，也内嵌着中国和平发展战略。
近代国际关系以降的300多年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以及雅尔塔体系，平均不到70年就消失在历史乱流之中。国际体系的变革往往是以主要霸权国的衰亡以及权力的转移为标志的。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中称:“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与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
当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西方研究机构即按照购买力平价测算称，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西方舆论由此想象了一个中国超越美国的绚烂图景，甚至在西方学界、政界出现了G2模式（中美全球共治）的讨论。当然，更多是关于全球权力转移，以及中国不可避免与霸权国美国发生冲突的论调。G·艾利森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题为《太平洋地区涌现的修昔底德陷阱》名文，直言中国是挑战世界秩序的国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依据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态度和政策，把世界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者”。一类是“现状维持者”。这种植根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在国际体系中“新兴力量”必然要求改变、打破现状；而那些主导现有秩序的大国则强烈要求维持“现状”，保持所谓“领导”地位。乔治・莫德尔斯基依据史学家感悟到的大国兴衰更替现象提出长周期理论：每个周期中都有一个霸权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他断言，新兴国家都会挑战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据上述理论，西方主流舆论武断地推导出中国是一个“挑战者”国家的结论：“中国崛起”后会要求打破美国力图维持的现有秩序。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巴里·布赞在一项研究提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受欢迎的理论，但崛起之后她是否会对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呢？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现行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为世界保持了70多年的和平而依然行之有效，而身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受益者和维护者。中国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承担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维护世界和平。比如在伊核、朝核等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中国还在非洲地区执行了14项维和行动，也是目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在反恐、经济、金融、气候、环境等各个全球性问题突出的领域，中国也充分体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中国还深度参与国际制度。比如在经济领域有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国际援助、东亚地区合作，在政治安全领域有气候变化、军控、反恐、联合国维和、东盟地区论坛，在社会文化领域有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人权机制、亚欧会议机制。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参与的方式与贡献，反映出中国与现行国际体系的关系性质，即，中国是合作性参与，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同时，尊重国际制度并参与多边规则。中国是国际社会负责任的重要成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是挑战者？还是秩序维护者？对中国利益来说，无疑做后者最为有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得益于和平的外部环境，以及全球经济化的快速发展。这决定了中国是战后秩序的真正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国家的战略利益是以战略身份为先决条件，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又决定行为。这样一个战略身份也就决定了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容和战略行为的走向，同时决定了中国与主导大国所采取的是合作性战略而非竞争性战略。为什么西方主流舆论仍然炒作中国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实际上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升级版，试图为美国找到冷战后新的对手，并以此来说明其全球霸权的正当性。就像一位西方学者说的：美国有一部分人很希望看到中国崛起，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找到敌人了。
苏联的消亡、两极格局的终结之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正朝着多极化世界演进。与一极格局相比，国际关系民主化前提下的多极格局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按照结构现实主义者的说法，国际体系结构反应了国家物质力量的分配状态，所谓“极”指的是大国。如果以这种理论视角，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进而威胁到现存主要霸权的利益。但是这种纯物质主义理论视角是有缺陷的，故而遭到批判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者的批判和解构。因为权力分配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构的，利益的内容又是由观念建构的。也就是说，权力和利益之所以具有他们实际上具有的作用，是因为造就权力和利益的观念起了作用。从历史逻辑来看，一国确定制衡战略是依据对自己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而不一定是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斯蒂芬·沃尔特的“威胁制衡”原理。因此，那种以一国经济体量得出威胁的结论，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更无法经受历史和现实的检验。无论对于东亚还是全球，中国的国力增长与国际威胁之间划不上等号。经济实力是一回事，军事能力是另一回事，因为中间隔着“意愿”，——只有当一国有此“意愿”时，经济实力才会变成军事力量。作为一个1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都很大，现代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便军费呈上升趋势，但在GDP中所占比仅为1.4%，远低于美国的3.2%。英国的2.5%。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军费占比在2%-4%，才是比较安全的区间。16世纪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苏联等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大国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用有限的战略资源去追求无限的战略目标，即使一国资源再多，也难免最终耗尽。这可以称之为历史学界的“保罗·肯尼迪难题”。经济与安全不可偏废，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之间会找到黄金平衡。
进入新世纪，国际政治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快速崛起和西方的相对衰落，国际格局出现了结构性变化。由于国家间权力分配构成了控制国际体系的基本形式和权力，其变化必然会带来由国家组成的体系变化，这就会出现权力的全球转移。一些学者据此提出了“两超多强”等反映中美实力变化对比的概念，以及东西方权力变迁的假说。历史地看，超级大国终将消失在地区国家、非政府组织作用日益增强的国际政治变局中，“极”也将消失，成为历史现象。一个无极的世界将出现。
这样一个时代也为中国提出一个大课题：如何应对、参与和贡献未来国际秩序？李克强在联大一般性辩论演讲中说“中国支持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就是在回答这一问题。如何以“中国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呢？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挑战与威胁的性质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是国对国的领土威胁，现在这种传统威胁仍然存在，但另一种威胁，如跨国性威胁、全球性威胁大量涌现。中国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对国际政治秩序的影响力大大增强。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植根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反对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美国治下的和平”而主张增强联合国的作用，主张通过国际合作解决各国的共同问题，致力于确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全球治理本身是一个协商过程，是一个参与和身份重塑的过程，要真正改变全球治理乱象，就需要以多元主义的世界观、以伙伴关系的思维方式、以参与治理过程的实践活动，从而建构起一种真正的全球社会。
应对上述全球性挑战和威胁，需要大国协商下的全球治理、需要守成大国与新兴国家的协商治理，这种“协治”将为新的全球秩序铺就和平前景。从这一意义来说，新兴大国的兴起，为整个国际体系创造了机遇带来了活力，使国家之间的合作能够建立在更加广阔的平台之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参与到全球治理之中，必然会在这个治理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并且像在RCEP和G20的作为一样，与广大非西方国家一道深度参与到长期由西方国家主导和垄断的国际规则和制度制定中来，从而展示全球多元文明生机勃勃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