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元天价拖车费事件续:司机要回货车却成被告
王允礼从自己的货车前走过
本报曾多次报道“天价拖车费”事件
八公里的路程,两辆货车,十二万八千七百元的费用……半年的时间里,36岁的王允礼坦言自己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事”。在经历被索要12余万拖车费、被通知取回货车、再到被推上被告席的一波三折之后,如今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中年男子,只是无奈地笑言自己现在至少不是个法盲了。
今天,这起曾引起媒体关注的“天价拖车费事件”将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现在王允礼认为自己准备的证据充分,“不管多久,这个官司我一定会打下去”。王允礼说无论结果如何,他想等事情了结后回老家,看看这些天一直为自己担心的父母。
“这是30多年来,遇到最大的事”
2015年10月23日,王允礼驾驶的货车行至杏石口附近时,与一辆直行大货车相撞,现场交警判他全责并协调从一家救援公司叫了拖车。五天后,救援公司给他开了一张12.87万元的救援费用单。他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带好了钱打算提车,“我想怎么也不可能超过3万吧,结果人家说的是12万,我又问了一遍多少钱,对方说十二万八千七。”
交不出这笔费用,对方不肯放车。而12万对于王允礼而言,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数字。他试图和救援公司协商,但对方丝毫不松口,“一分钱都不能少”。
“天价拖车费”的事情被报道后,王允礼曾几度以为看到转机。去年11月初,交通队答应帮他核实,但在价格上“谈崩了”。“他们最后说10万块,零头抹了,但10万我也接受不了。”
11月底,救援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他只需要交两万五,但几番商量后,对方只拿走了材料,并未拿走钱,这意味着对方又反悔了。而最后一次转机发生在12月中旬,海淀交通支队曾通知他去提车,“但最后车还是没提成”。
“30多岁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事,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道找谁解决,说不上来那种滋味。”回想起几个月来的奔波,王允礼觉得“累得慌”。
“车回来了,可以继续赚钱了”
由于四处交涉和投诉无果,王允礼选择了用诉讼的方式作为解决此事的“最后一步”。他请了律师,将救援公司起诉至法院,今年1月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春节过后,王允礼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3月3日,王允礼接到了法院的电话,法院的人告诉他可以取车了,“做梦也没想到现在说放就放了,我也没弄懂中间是怎么回事”。
法院给王允礼的解释是,立案后法院进行了初步调查,救援公司否认扣了他的车,“法院说那边没扣车,突然一下就可以取车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允礼赶到停车场取车。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从去年发生车祸到今年的3月4日,他的车放在停车场132天,停车费用一共三万九千六百元。
听到这笔费用,王允礼懵住了,家中已经断了好几个月收入,他拿不出这笔费用。当天下午,他辗转找到交警队的领导,在他们的协调下,最后对方没有收取这部分费用。
3月4日下午,王允礼自己找了一家救援公司将车拖了回来,“拖了30多公里,才要了1760元”。修车花了二十多天,车以完好无损的样子出现在王允礼面前时,他突然觉得生活有了一点希望,“车回来了,可以继续赚钱了。”
3月27日,是出事近半年后王允礼首次出车工作的日子,他买了一个记账本记录每天的收入。如今,账本已记满了好几页,他经常会拿出来翻翻,账本上的数字让他觉得踏实。
“从原告变成被告,感到很意外”
车回来了,王允礼开始出事前的生活,除此之外,他还要忙碌另一件事。
4月,王允礼得知,被告知救援公司以“不支付救援费用”为由起诉了他,5月25日开庭。王允礼的律师告诉记者,起诉拖车公司的诉讼,或将等待该案拖车公司收费是否合理的结果确定,因此开庭时间还没有确定。
突然从原告变成被告,王允礼感到“很意外”。不过,他并不太担心这样的转变,他认为自己为此准备的证据充分。
监控录像是王允礼认为的重要证据之一,他说录像显示,在救援现场并未出现救援公司声称的200吨吊车,救援时间也与救援公司说的不一致。他还去找了多家救援公司和大型机械租赁公司,其他救援公司的人告诉他,他遇到的车祸一般情况下救援收费不超过3万。但此说法并未得到涉事救援公司的证实。
多日来为了搜集证据,王允礼到处奔波。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中年男人,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对法律多了点了解,“至少我现在不是个法盲了”。
律师告诉王允礼,当天是否到场可以由他自己决定,王允礼很肯定地说,“我还是要去听听的”。对于庭审,王允礼并不紧张,“事情已经到这一步,就看法院的判决了,从现在准备的证据看,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如果结果并不如愿,王允礼也有自己的坚持。“这个官司不管打多少年,持续多久,我都一定打到底。”
而救援公司一位曾与王允礼接洽此事的经理称,自己并不清楚案子在5月25日开庭,对于此事的情况,他也没有多说。
“完事了回老家,只想看看父母”
5月22日上午10点,王允礼在熟睡中被电话声吵醒,用冷水洗了一把脸后,把床上的被子叠整齐。他的妻子早已出门忙活,儿子也去学校参加活动,一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只剩他自己。
这个位于来广营附近一个城中村的出租房,月租金300元,王允礼一家一住就是五年。房间挤着两张床、小电视、小书桌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车取回来后,王允礼的生活作息又恢复到了出事前的状态。出事以前,王允礼一般晚上10点出门,第二天凌晨4点收工,但现在,他一般都在第二天早上6点以后才回家。“现在家里经济出现危机了,我能多拉一趟算一趟吧。”
由于整天为拖车费的事奔波,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3月份,王允礼没有出去工作,只能靠着亲戚朋友的资助生活。中间他曾一度想出去帮人开车,但总觉得自己的心静不下来只好作罢。
现在,包括律师费用、生活开销、孩子上学以及还贷款,每个月王允礼的开支将近过万,“不管怎样,重新开车以后能缓解一下经济危机了。”
“天价拖车费”发生后,儿子知道自己的父母遇到了“大事”,但是王允礼不让他知道太多,在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他会和老婆出去在门外讲,不在孩子的面前提及。
同样,王允礼也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的境遇。但一天,同村的人看到新闻后跟母亲说拖车费的事,老人因为担心生了一场病。那段时间,母亲经常打电话,他只能回应说没事别担心。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家里其实最担心的也是我。”王允礼计划着,等拖车费的事“弄利索”后,他就回老家看看父母,毕竟距离他上次回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文并摄/本报记者 黄筱菁 周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