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健在“慰安妇”：只要还走得动也想赴日打官司

      原标题：海南健在“慰安妇”：只要走得动也想赴日打官司

      海南健在“慰安妇”：

      盼正义彰显

      望日本政府认罪道歉

      7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侵略海南岛的日本侵略者，推行了人类战争史上最肮脏、最无耻的军妓制度。在遍及海南各地的日军驻地慰安所里，一个又一个年轻的女性惨遭蹂躏。那些恐怖的经历就像恶魔一样在这些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心中挥之不去。

      曾经无数次的非人折磨变成了如今无数次的噩梦，让她们从睡眠中惊醒……

      曾经身体上、心灵上的伤痛变成了如今最痛苦不堪的回忆，她们希望日本政府认罪道歉，渴盼正义、良知彰显。

      继8月16日刊发对澄迈、临高健在的4位慰安妇的回访后，南国都市报继续推出对保亭、陵水健在慰安妇老人的回访稿件，去倾听她们心底的渴盼。

      陈林村

      只要还走得动也想赴日打官司

      想起过去就脑袋发热整晚睡不着

      那段被日军凌辱的日子，至今仍是陈林村老人的噩梦。89岁的她，眼泪好像流不完，每一次回忆犹如怪物撕裂着她的头，深受打击的她会咳嗽、发烧。

      “一想起这个事，我的脑袋就发热，整晚都睡不着。”陈林村抚着额头满脸痛苦。

      8月11日上午11时许，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中学陈林村的亲戚家，陈林村老人身穿蓝白碎花的新衣服，花白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家里的客厅里，一坐就是一天。

      陈林村记得，大约14岁的时候，被侵琼日军强征到加茂日军据点给日军修路，一起的还有同村的黄玉凤、陈亚金等人。

      陈林村仍记得，日军刚来时，开着飞机四处轰炸的情景，当时好多村民害怕得都躲到山上，她的父亲就是在逃跑被抓去当劳工途中死去。后来，身为长女的陈林村替母亲去干工，她被带到芒株村(今界水乡)路段修路，从早干到晚，日军只给一些盐配饭，晚上在劳工棚睡觉。然而，修路只是幌子。

      有一天晚上，一个日本兵诱骗陈林村到了河边抓鱼，在河边强暴了她。陈林村受不了折磨，选择逃跑，可被日军抓了回去，毒打一顿后又被强行送进了慰安所。

      不久，陈林村患重病。家人谎称带她回去治病，治好了再送回来。从魔窟出来后，陈林村不敢回家，躲在附近的山里，找了一个名叫“天德(音)”的草药医生给她看病，吃了一个多月草药才好。为了躲避日军搜查，她还曾躲入装稻谷的竹器里，后来一直躲在山里，直到日军投降了才回家。

      陈林村共有4个孩子(2男2女)，现在，她跟二儿子一起住，儿女都在农村务农，生活拮据。

      8月14日，志愿者陈厚志要带陈林村去浙江温州参加一个有关“慰安妇”的活动。这让从未出过远门的陈林村很期待。

      “现在腿脚不便了，天冷时走路关节疼。”可当记者提起日军，提起对日本侵略者的声讨时，陈林村又来了精神，“我只要还能走得动，我也要去日本打官司，讨回公道。”

      郑亚洪

      提起来便伤心痛哭

      被鬼子放狗追咬

      8月11日下午1时许，陵水本号镇祖关村委会，午后的阳光炽热灼人。96岁郑亚洪老人，披散着一头白发，从自己那张落满灰尘的木板床上爬了下来，手脚并用，一点点挪到了门口的屋檐下。她的身上沾满泥土，衣服也被汗水浸湿。

      一个多月前，一次意外摔倒导致郑亚洪股骨骨折。因为她特殊的“身份”，一家慈善机构帮助她支付了2000多元的治疗费。

      郑亚洪特殊的“身份”，是今年才被确认的。志愿者陈厚志，曾无意中从“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老人口中得知：陵水本号镇祖关村委会吗悦村的郑亚洪也曾沦为“慰安妇”。后来多方确认、证实，才最终认定郑亚洪也是一名“慰安妇”幸存者。而她也成了目前海南最晚发现的健在“慰安妇”。

      当记者提起日本侵略者时，郑亚洪时而激动地挥舞着那双形如枯树的双手，时而伤心痛哭，声音凄厉让人心痛。

      郑亚洪老人的一生很坎坷。2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姨父是游击队员，她便被介绍去给游击队员送粮、做饭。

      日军侦查到此事后，怀疑她家是共产党。1939年10月，日军前往搜查郑亚洪一家，郑父逃跑，郑母被日军刺死在山岭上，而郑亚洪则被抓走。日军看她年轻漂亮，便起了歹意，不仅强暴了她，还给她用刑。

      “开始我想跑，可日军放狗追我，全身都是伤。”郑亚洪说这话时，情绪突然变得激动，双手抓着衣服颤抖着。

      郑亚洪的弟弟，85岁的郑德民依然记得，“当时，有人说日军要枪毙我姐姐，我就趁着天黑日军都睡了，去救姐姐。”1940年1月的一天，郑德民拧开了郑亚洪脚上的刑具，将郑亚洪救了出来。

      郑亚洪40多岁才嫁人。11年前，她的儿子生病去世，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困境。

      郑亚洪每个月能领到民政部门发给她的200元的补贴，可对于经常腰疼、腿部关节疼的老人来说，这点钱也是杯水车薪。她的两只脚已经扭曲变形,时不时传出的哭声，让儿媳卓亚强心酸不已。

      卓天妹

      如今仍会从噩梦中惊醒

      看见电视里的日军就会躲起来

      陵水祖关镇宿风村，90岁的卓天妹阿婆静静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如今，她耳背,眼睛也花了，手脚患有风湿，多病缠身。前不久，卓天妹病重，躺在床上无法动弹，吃喝拉撒都在床上，近一个月都没下床。

      8月11日下午，当南国都市报记者来到卓天妹阿婆的家时，她木然坐在房间里，似乎在等待记者到来。可当问起日本侵略者时，阿婆凹陷的眼睛又呆滞了，盯着一个方向，沉默良久。

      大约14岁，卓天妹被日军抓到了祖关军部做童工。她负责每天给日军挑水让他们洗澡，还要干一些杂活儿，比如洗衣服、洗菜、扫地等。不幸的是，一天晚上，几个喝醉酒的日本兵把卓天妹拖进了厨房里的柴火堆，对卓天妹进行轮奸。

      “我被他们折磨了很长很长时间，我全身发抖，冒着冷汗，想哭也哭不出声来……”卓天妹曾对媒体回忆，当时自己瘦小，但是长得漂亮，因此经常被欺负。一旦不听话，稍有反抗，日军便会体罚打骂她。

      这种非人的折磨前后持续约3年，一直到日军投降，“没有人知道，我们当时过的日子，不像是人过的日子。”日本投降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卓天妹被好心人送回家。

      如今，再次回想，老人沉默了许久说，“当时，跟我一起去的小姐妹有7个人，到了最后就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小姐妹出来了。其他都死了。”

      解放后，卓天妹嫁给了祖关镇一位村民，先后生下5个子女。如今老伴已经去世，老人跟着儿子陈道仁生活。

      儿子陈道仁对于母亲年轻时的遭遇，十分心痛。在他印象中，母亲特别害怕看到电视里日本侵略者的画面，“一看到电视上出现日军，她就会躲起来。回到自己的小房间里坐着发呆。”

      “现在母亲依然会做噩梦。说梦见日本人追上来了，她拼命跑，可总是跑不掉，然后惊醒过来。”每次听母亲讲起做噩梦的事，陈道仁的心里便不是滋味。

      和其他幸存的“慰安妇”一样，卓天妹也在盼望着，盼望着日本政府认错赔罪。

      陈亚扁

      曾被日军强征做“慰安妇”近4年

      渴望死前听到日本人道歉的消息

      88岁的陈亚扁躺在陵水本号镇敬老院的床上。看见前来的记者，老人喃喃自语，“我就快要死了，你们要多来看我。你们不来，我会伤心的。”

      过了一会儿，老人坚持着坐了起来，打开床前凳子上的一个包着药片的小纸包，端起水杯准备吃药。她将药片倒在左手心，用手往嘴里一捂，一粒药片飞了出来。她含着药片看看地上，没有找到。她便喝水吞下了嘴里的药片。

      “我的胸口痛，连着一直痛到后背。”在这间并不宽敞的小房间里，陈亚扁自己照顾自己，偶尔也有住在敬老院的其他老人来帮助她。

      指着疼痛的胸口，陈亚扁记得，当年被日本侵略者强征做慰安妇时，她还不到15岁，稍有不从，日军就用棍棒打，打胸口、后背。

      1942年春，陈亚扁被抓到砧板军营，她被关在两间简易的木屋里，成了固定的慰安妇，由日军士兵日夜轮班看守。后来，她又被送往藤桥慰安所。

      陈亚扁遭受非人的折磨近四年之久，直到日军投降才离开魔窟与亲人团聚。

      “在军营中，我白天给日军做饭和收拾房子，夜里供日本官兵发泄，有时白天也会遭到日军官兵的强暴。”陈亚扁曾对媒体这样叙述当年的悲惨经历。

      解放后，陈亚扁先找了人家。可由于战争期间遭受的严重摧残，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陈亚扁曾六次流产，到40岁时才总算生了一个女儿。

      如今，老人更愿意提及的是，“日本人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赔礼道歉?”

      自2001年7月提起诉讼，5年后，2006年，陈亚扁作为“慰安妇”代表前往日本出庭。最终法庭承认了日军在海南施暴的事实，但又以“国无答责”和“已经过了诉讼时效”为由，宣判中方败诉。

      在日本亲耳听见这样的宣判结果，深深刺痛了陈亚扁的心，如今回想起来，陈亚扁说：“在日本吃不好、睡不好，看到日本人浑身都不舒服。”说着，老人的胸口又犯疼了。她从枕头边拿出了一盒消炎镇痛的膏药，撕开了往胸口贴了一张，又往额头上贴了一张。

      最近一个月，陈亚扁几乎天天吃药，身体虚弱。这让陈亚扁似乎预感到了死亡。可在老人的内心，她仍在渴望，“希望有一天，我死之前，你们(记者)能带给我个好消息：日本人道歉了，还我们一个公道了。”

      黄友良

      官司打不赢，死都闭不上眼

      当年的痛苦记忆挥之不去

      黄有良所住的瓦房干净而整洁，床上收拾得井井有条。她的床头竹席下塞了几片止痛贴，一变天手脚的旧伤复发，就掏出止痛贴贴在身上。

      8月12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者看到黄有良阿婆的左手、右脚等处都贴着白色止痛贴，散发着一股很重的药味。

      黄有良生于1927年，现住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母爸村委会乙堆村。黄有良是海南最早站出来起诉日本政府，并到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庭审出庭作证的“慰安妇”幸存者之一。

      1941年，日军占领了黄有良的家乡——陵水田仔乡架马村。这年11月的一天，14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之后鬼子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了邻居家。找不见人的鬼子就对黄有良的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

      谁知不久，日军又将黄有良抓进了藤桥日军营部的慰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直到1944年6月，黄有良的父亲为了救女儿，联合村民骗日军称他死了，家人想让黄有良回去奔丧。等黄有良一获救，家人又称黄有良自杀了，为取信于日军，还建了假坟。

      黄有良说，后来她一家连夜逃亡保亭，直到日军投降，才回家。

      如今，黄有良年岁已高，当年被日军毒打腰椎等处所留的病根，腰疼得她连走路都很困难。与记者交谈时，她只能拿被子靠着腰部，屈着细长干瘪的双腿，才能坐起来。儿孙有时就推着她出门晒晒太阳，黄有良“享受”安坐在院子的时间每次都维持不了半个小时。

      现在，一碰上天气变冷，老人的手脚就浮肿疼痛，晚上根本无法入睡，必须打针消肿止痛。一个月至少打两三次针，也得花两三百元，政府所给的补助，也是不够的。

      年纪越来越大，黄有良不但要忍受各种疾病的折磨，还要忍受来自心灵的折磨。那是掩藏在老人家心底，却又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还她们清白，并给予相应赔偿。2001年12月底，黄有良作为原告代表，赴日本出庭作证。

      如今，14年过去了，黄有良依然惦念着那场官司。她依然记得曾经说过的话，“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不上眼呀!”

      不过，直到现在，她依然不知道准确的判决结果。或许，是大家不忍心告诉她败诉的结果。老人问：“打官司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没赢吗?”

      “快了，我们一定会赢的。”听见记者的回答，老人轻轻点头，露出了一丝笑容。

      黄有良不足40斤的枯瘦躯体，蜷缩在一张漆色脱落的木床上。

      陈亚扁如今住在陵水黎族自治县祖关养老院里，常年头疼、背疼。

      陵水黎族自治县祖关镇宿风村，卓天妹如今跟儿子居住在一起。平时老人都在家里不出去，也不敢看日军侵占中国的电视剧，经常梦见日军追赶她。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毛立村，陈林村居住在侄女婿家，一谈起被日本人迫害的情景，老人就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

      郑亚洪无助地坐在屋檐下，脚上敷着绿色的草药，两只脚已经扭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