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偏远山村留守儿童：常买“垃圾食品”当饭吃

　　在甘肃南部的一个偏远山村里走访了两个多月，来自北京的独立摄影师刘飞越不敢说已经彻底了解了留守儿童的内心，但至少走近了一个个本该鲜活却被压抑的灵魂。

　　“他们的生活不算富裕，但也谈不上赤贫，有不少孩子的父母在城里打工赚了钱，回村里盖起了新房。”刘飞越说，“但他们的眼睛里满是与外界交流的渴望。”

　　此前，他一直认为，留守儿童是穷困的，他们“缺衣少食”。今年3月，他第一次来到甘肃南部的这个乡村，白天走访留守儿童的家庭和就读学校，与他们聊父母、家庭以及他们愿意聊的一切；晚上住在一家20元一晚的小旅店里。刘飞越这才发现，自己关于留守儿童的印象是不准确的。

　　最初，孩子们中的多数是不愿开口的，甚至是回避的。然而，每一步的深入，都让刘飞越的内心更多一层震动。

　　小秦是父母在北京打工时生的，两岁时又被送回了村里，今年上小学一年级。刘飞越在学校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穿着鲜艳的衣服，手里拿着一把刀。刘飞越问起他的父母，他一声不吱。老师当场没收了刀，并说“这孩子性格孤僻”。

　　六年级的小莉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照顾自己，独自成长。她经常从小商店里买“垃圾食品”当饭吃，但有时不饿也不吃饭，可药会按时吃。小莉一直觉得双腿发软，父亲第一次从打工地返乡，陪她到兰州求医，但也未查出具体原因，最后医生为小莉开了几种药，让她慢慢“调理”。现在，小莉一顿不吃药就浑身难受，尤其是腿疼。

　　小莉当着刘飞越的面打开纸包，里面有八九粒五颜六色的药片，她分两次把这些药片吞咽了下去。当问到母亲在什么地方打工时，她先是说“在北京”，然后又说“我也不知道她在哪里，也许已经死了吧”。说完，她便转身擦了擦眼泪。

　　在一个学前班的教室里，刘飞越看到七八个老人在“陪读”，他们中最年轻的50多岁，年长的70岁，已是太奶奶了。他们哄着孩子们听课，有些抱着已经入睡的孩子。他们扮演了父母的角色，送孩子上学、给孩子做饭、敦促他们写作业，日复一日，过着机械的生活。

　　“老人们不识字，无法指导孩子们的课业，当然也不会与他们交流对于生活的想法、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分析问题。孩子们缺少有效的亲子沟通。”刘飞越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摄影师发现，许多孩子已习惯了父母不在身边，他们不觉得自己像外界描述的那么“可怜”，也不觉得父母那么“可恨”，年龄稍长的孩子把父母的离开看做“理所当然”，“他们是去城里赚钱的，要不一家人怎么生活呢？”

　　六岁的丹丹上学前班，刘飞越多次去过丹丹家里。最后一次去她家时，丹丹因为生病没有去上学，整个人裹着棉被半跪在床上。丹丹一岁时，父母就外出打工了，2015年的春节他们也没有回来。刘飞越问丹丹“妈妈何时回来”，丹丹眼睛一亮，说“妈妈过年就回来了”。

　　丹丹说，想爸妈时，就看一眼墙上挂着的婚纱照。

　　刘飞越将在村中拍摄的照片做成了两组作品，一组是留守儿童与祖辈的肖像，“老人、孩子都平视着镜头，我选择了他们表情最自然的时候按动了快门，把两张图片拼在一个平面上，两张面孔的对比更加强烈。从老人们的眼神转移到孩子们的眼神，无法想象若干年后这些孩子长大了会是什么样的面孔。”另一组作品则反映了留守儿童上学、生活、游戏的真实场景。

　　他说，纪实摄影大师刘易斯·海因发表记录美国童工生存状况的作品距今已超过100年了，但作品中的人物肖像、服饰、场景仍然深深地震撼着他，拍摄这组“留守儿童”的作品，有些向大师致敬的意思。

　　“做纪实摄影，就是想记录现实、反映现实；拍摄留守儿童时我不那么注重光感和瞬间，就想静静地把他们真实的状态表现出来。”刘飞越说。

　　刘飞越一直没想好这两组作品的名字：“叫《断层》吧，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有一个断层，不只是距离上的，更是心理上的。”

　　刘飞越作品中的一个小姑娘今年9月之前要来北京与姑姑生活了，刘飞越打算长期跟踪拍摄。“拍留守儿童是一道大题，我打算一直做下去。”刘飞越说。(记者刘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