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成代孕业务点 租子宫生孩子最高报价100万元

    通过网络公开信息联系商家，花50万元到100万元就能“租”个子宫代生孩子。对于“黑中介”来说，代孕是一桩生意，只是把商品换成了婴儿，周期10个月到一年。

    早在2001年，我国已明令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术。然而，日前，“新华视点”记者通过采访发现，代孕已经形成了庞大的地下产业链，其触角甚至延伸至海外。

    中介称“代孕就是做生意，只是商品换成了婴儿”

    记者在网上输入“代孕”关键词，得到十几万条搜索结果，其中多为提供代孕服务的中介机构。这些机构看上去拥有完整、成熟甚至十分专业的操作流程。几乎家家都可看到“代孕常识”“收费标准”“代孕妈妈报名”“捐献卵子报名”等板块。

    百度搜索“代孕”，排前两位的网站指向同一家名为“中美泰国际代孕机构”的机构，其显眼位置标注着东北、四川、浙江、武汉、海南等全国各地的业务站点联系电话。记者拨通其中一个，称想咨询代孕服务。接电话的刘站长非常警惕，说要先签合同，交至少10万元订金才能告知细节，“你也知道，最近记者曝光太多了”。

    经过多次电话沟通，刘站长终于同意与记者面谈。在北京朝阳酒仙桥附近一座陈旧、阴暗的公寓式酒店，记者见到了刘站长的助理。助理带着记者七拐八绕，进入一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称是“中美泰”在北京的接待处。

    记者称想找人代孕，刘站长立即推销泰国代孕项目。“国内拥有的技术是泰国15年前的。我们做的是泰国皇家医院，警察都不敢去抓，男孩女孩都能做。”

    在中美泰试管婴儿手术收费清单上，记者看到费用包括代孕妈妈补偿金、服务费、出国杂费、公司医疗服务费、医院手术医疗费用、托管费等，不同类型价格不同，但均不低于50万元。其中，代孕妈妈补偿金19万元，需在确定怀孕后分5次付清。

    刘站长称：“加几万块钱就可以选孩子性别”。他还告诉记者，由于试管婴儿手术成功率不太高，加上怀孕前3个月比较危险，有可能钱花了代孕却失败，“要是真的不差钱，可以直接‘包生’。”

    所谓“包生”，就是花140万元，不管失败几次，保证最终能生下孩子。刘站长递给记者一份“包生协议”，还推介说，“与其生一个，不如要龙凤胎更划算。”这份协议写明：“如果单次手术做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试管婴儿，多出来的试管婴儿，不论男女，甲方需多支付给乙方60万元。”

    当记者询问国内体检和分娩的医院是哪家，刘站长称不交钱，不能说。但他声称“都是正规医院，我们和医生护士都打通了”。

    刘站长告诉记者，自己的机构是业内数一数二的，“一年要做成300多例代孕”。“百度搜索竞价排名费一个月就花50多万元。”广东鹏翔律师事务所律师梅春来表示，搜索引擎有责任和义务屏蔽非法网站，如果查实真的收取非法企业的收费来改变搜索结果，涉嫌违法。

    采访中刘站长反复表示，已经和代孕者签订了合同，“一切安全和风险问题，都会根据合同上规定的责任方自行负责”。他表示，代孕和做生意一样，只是把商品换成了婴儿，周期10个月到一年。

    记者了解到，仅在北京，“中美泰”的接待处就有四个。通常接待顾客只在接待处，公司办公和代孕妈妈的安置点则分设在不同的地方，且相互之间相隔很远，“这样不会被连锅端掉”。

    代孕妈妈“出租”子宫遭软禁，绝育仅赔5万元

    在这样一场代孕交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代孕妈妈。“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这个群体在获得高额报酬的同时，承担着巨大的健康与经济风险，且很难受到法律保护。

    在刘站长给记者出示的单次代孕及包生的两份协议中，均有一条明确提出：代孕方及需求方“双方一辈子永远不得有打探对方的一切关于真实身份资料的行为”，在代孕完成后不得再联系。

    在刘站长向记者出示的代孕妈妈资料中，绝大多数代孕者都是化名。他告诉记者，代孕妈妈年龄大多在20到33岁之间，“都住在公司提供的宿舍里”。

    记者提出去代孕者居住的地点实地看看，遭到拒绝。随后，刘站长派人将4名代孕者叫到接待处“面试”。大约50分钟后，4名代孕者从宿舍来到接待处。

    4人中，有的人已不是第一次从事代孕交易。河北籍女子张静(化名)今年28岁，一年前，她已经通过中美泰完成了一次代孕交易——为一对夫妇在泰国生了一个孩子，“报酬19万元”。如今，她休息一年后再回来继续“工作”。

    来自湖北的小露(化名)今年21岁，一年前在老家生下来自己的孩子。她告诉记者，家里想盖房子，可是缺钱，所以孩子还没满周岁，她就来北京准备做代孕妈妈。

    交谈间，刘站长告诫小露：“你的孩子还小，想孩子很正常，但是，来的时候就跟你们说好了，这一年绝不能回家!”

    记者阅读协议内容发现，代孕者被“中美泰”安排在某个神秘之地，状态几近“软禁”。协议规定：代孕方服务期间不得告诉任何人关于居住地的详细地址，不得带任何人进入居住地，不得与未经甲方同意的任何人见面。此外，代孕方在服务期间不得擅自离开居住地，外出散步需按甲方指定路线和安排专人陪同。

    与此同时，“合同”中一些条款也透露出这桩交易的风险。例如：代孕方如难产造成绝育，需求者仅需补偿5万元;代孕方在孕期经过鉴定发现胎儿畸形或其他重大缺陷，代孕方必须流产。

    事实上，所谓“合同”并不具有法律效力。记者了解到，代孕机构并未在工商部门注册，属非法经营。因此，出具的代孕合同本身也不具有法律效力。一旦产生纠纷，没有法律依据。

    梅春来分析认为，从借腹生子合同的本质来看，是将代孕方的子宫作为“物”来出租使用，将孩子作为商品交易的对象，这种交易行为有违公序良俗、社会公德，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相违背。

    冲击法律、伦理双重底线，谁来管?

    早在2001年，卫生部公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就明令禁止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术。但其中，并未对代孕的含义作出权威解释，也没有明确的处罚措施。

    面对我国不孕症发病率高达7%-10%的社会现状，地下代孕产业屡禁不止，日益庞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部专家白晶博士说，我国禁止任何形式的代孕，但由于现在法律法规层级不高，对代孕的处罚力度有限，打击力度不足。

    例如，代孕机构公然在网站做广告“叫卖”，却很少有部门进行监管。白晶等介绍，卫生部门只能管医生和医疗机构，而对网站和中介需要工商、公安以及工信等部门的合作，形成监督合力。

    屡禁不止的代孕，绝不仅是“花钱出国造个孩子”这么简单。事实上，伴随着这个灰色地下产业的庞大，背后的伦理、法律冲突也日益加剧。

    此前，一位32岁湖北女子，冲着高额的补偿金为南京一对教授夫妻代孕，在成功怀上双胞胎6个月后，因出血流产导致胎儿不保。但代孕妈妈向代孕公司和需求方讨要3万元补偿金，却被拒绝。

    2012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由试管婴儿引起的抚养权纠纷，由于婴儿是代孕所得，男方从法律上甚至可以拒绝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也不必承担相应的抚养义务。

    白晶认为，如果缺少法律强有力的规范和保护，“严禁代孕”可能成为一纸空文。加快推进相关立法，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迈的第一步。

    国家卫生计生委相关负责人告诉“新华视点”记者，下一步将启动立法研究，推动将《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条例》列入国务院立法计划，提高立法层级，加大对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