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农民工今何在？ 有的回家土地被征仍在打工
去东莞的第二年，谢文志特地买了一套新西装和朋友在厂区合影。
黄辰荣、贺小英夫妇俩在自己开的小饭馆门口合影。
梅玉珍和她的孙辈们在自家院子里合影。
上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大量劳动力密集型企业落户在我国沿海地区，那里也成了最早一批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地。自那以后，或始于维持生计的初衷或怀揣着发家致富的愿景，一批批的农民工背井离乡，进入工厂，走进城市，把青春岁月留在那里。20多年过去，第一代农民工日渐变老，这个群体到了思考人生归宿，选择“去”或“留”的节点。
在城市里贡献了青春的第一代打工者，经历了“去”和“留”的挣扎之后，他们如今都在哪？过得还好吗？在2016年春节期间，《工人日报》记者带着这个疑问走近这群人——
最早出去，仍走在打工的路上
“我是1996年2月25日到的广东东莞，第二天就上班了。”20年过去了，2月12日，坐在江西省井冈山市睦村乡观上村新盖的三层小楼里，已近知天命之年的谢文志依旧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去广东的日子。
江西省是劳务输出大省，湘赣交界处的小村庄观上村则是个典型的打工村。全村140多户，户户有外出务工者，300多口人中，青壮年80%常年在外打工。每到春节，村里总比往日热闹许多，而这期间，熟人们遇见时，最常见的问候就是“你回来了，哪天回来的？”“你什么回去？”
谢文志作为村里最早“出去”的一批人，因为给村里许多人介绍过工作而拥有很高的威望。在广东东莞樟木头一家台资电子厂负责帮老板开车的他，这一开就花去了半辈子。用他自己的话说，“黑头变白头，返乡时人已经老了，才意识到见证广东樟木头的发展，比家乡要多很多。”
2012年，家乡大力发展基础建设，陆续修建铁路和省际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刚好落到了他家，20多亩的果园没了，仅剩的9亩水田，除去自己和弟弟建新房子占去6亩，只剩下3亩地。后来，乡里上马招商引资项目，租给外地老板大规模种植葡萄，把田梗都推了。随着项目搁浅，大片的田地上长满了一人高的野草也没人管，慢慢地也分不清了谁家的田地。谢文志自嘲地说：“我原本是庄稼汉，但可种的田地却越来越少，以后估计连米都要买了。不过，即使现在还有田地，几十年不干农活了，再干恐怕也是干不动了。不去打工赚钱，没法过活。”
年龄大了还要继续打工，与对农活的不适应不无关系，但更多的是对下一代的责任和养老的焦虑。
在观上村，家家户户有盖新房的习惯，主要是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用。在农村，如果没有新房，是很难娶媳妇进门的。为了给儿子娶媳妇，盖上一栋气派的新房，往往要用去老人一辈子的奋斗积蓄。“你看，能干得动的几乎都外出打工了，在家的基本都是老弱妇孺，有时遇上工厂倒闭，身体等原因回来修整一段时间，最终还得出去。我们这一批人已经习惯了在外打工的生活。我们也明白叶落归根的道理，但除非老了干不动，否则也不会回来，在家待不住。”谢文志认真地说。
谢文志用60多万的积蓄给还在待业的儿子在省城按揭买了一套房子。谢文志说，他的压力比同村的同龄人大了不少。在他看来，就这一个儿子，即使自己付了首付，帮还没有稳定工作的儿子还贷款也是义不容辞，能还多少是多少，自己老了还得靠儿子。
农历正月初六，在家里待了9天之后，两鬓白发的谢文志一个人背上行囊，又一次南下，踏上了熟悉的打工路。不出意外，下次回乡又将是一个春节。
冒险创业，却意外收获成功
2月12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五，村子里的年味还正浓。就在文志南下广州的前一天，黄辰荣和贺小英夫妇俩也离开老家启程了。不过，今年他们不再像往年一样去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州制鞋厂，而是去了离家25公里的新城区。在那里，一家属于他们自己的餐馆已经开张4个月了。
说起自己曾经的打工经历，41岁的贺小英说：“那是1991年，我刚满16岁，随老乡一起去深圳闯。当时，出去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不想读书了。听说在外面好挣钱，就跟着老乡去了，这一去就是24年。”年轻的贺小英从开始在深圳鞋厂流水线上踩电车，到2000年跳槽至温州一女鞋厂当鞋品质量检验员，直到2007年当上主管。贺小英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试图弥补文化知识欠缺短板带来的发展瓶颈。
然而，随着年龄增长，夫妻俩的事业开始停滞不前，在外打工不是长久之计的想法开始时不时地冒出来。2012年初，夫妻俩有了回家创业的想法，他们想在老家县城里开个果蔬批发部，批发水果和蔬菜；或者结合打工经历在商业街开个鞋店；抑或是在客流量大的广场附近办个儿童乐园；把老家无人管理的荒山承包下来种果树……夫妻俩的想法有很多，可终究还是没有胆量放弃待遇不错的工作，迈出回乡创业的这一步。
“直到去年，老父亲身患重病需要有人照顾，才真正让我们下决心回家搏一把。”贺小英说。
贺小英夫妇俩在姐姐的建议下，投资了8万元在井冈山市新城区黄洋界大道的一个十字路口，租下了两个临街的店面，一次性签订了5年的合同。
回忆起2015年9月21日餐馆正式开业那天，贺小英说，刚开始时，夫妻俩没有太多想法，十几桌客人，有过来捧场的亲朋好友，有想尝尝大厨手艺的顾客，忙都忙不过来。“就想着，终于有自己的事业了。”一直在一旁抽烟的黄辰荣补了一句。
回家创业，家人团聚，还能照顾老人。可即使是最受益的父亲一开始也不同意他们辞去高薪的工作，回来冒险创业。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在外多年，对家里的行情不了解，投这么多钱，能不能行？
开工没有回头箭。夫妻俩后来虽然终于说服了父亲，但心理的压力更大了。贺小英说，开张的头几个月顾客不多，特别害怕收不回投资，思想负担很重。自己创业，每件事情都要亲自动手，远没在外打工那么简单。“但是，话说回来，有压力才有动力。”说起那时的担心，如今的贺小英有一种超脱的神情。
“不管成功与否都不后悔回来创业的决定。”贺小英说，回来也是为了照顾老人能方便一点，不能老在外面漂着。最近，一个姐妹打电话告诉她，自己也回家创业了，准备开个诊所，邀请她有空去坐坐。
提前退休，亏欠子女的补给孙辈
这个春节，57岁的梅玉珍显得比往年开心很多。“儿子给我们在县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正月初八要摆酒席，我们以后就在城里生活了。”跟《工人日报》记者说起时，梅玉珍难掩心中的喜悦。让更让她开心的还有在外地打工20多年的丈夫石府也决定今年提前退休，不再出去打工了。
说起丈夫外出打工的这些年，梅玉珍的倾诉欲被激发了出来。“现在我还记得，那是1997年9月，在收割稻谷的前两天，他‘跑了’。”梅玉珍说，这让她既生气又心疼。气的是家里稻谷就要收割了，丈夫偏偏这个节骨眼去上海打工。心疼的是丈夫跑了几里地到乡里河桥供销社接到在外打工的老乡电话，回来连水也没顾上喝，就收拾东西连夜走了。
“当时去上海打工，可是众人羡慕的机会。在家勤勤恳恳一年到头收入也不过4000元，可在上海，丈夫这种木匠工种一个月就能拿到1500元，2个月的收入就抵上在家干一年的了。”梅玉珍说，谁能不心动？也难怪他会丢下家里，火急火燎地跑出去。“当时生怕供销社说不招人了，所以要赶紧走，不能让赚钱的机会从眼前溜走。”回忆起当时的情形，石府说，如今，应该很少有人能理解当年他们的那种状态。
就这样，丈夫一走，梅玉珍的“苦日子”也起了头了。屋里屋外一个人，农活家务全包了。赶到农忙插秧时，家里8亩田，忙不过来就要请别人帮忙。每年收割的几十担稻谷子，都要靠她带着大儿子一点点地往家挪。
屋漏偏逢连夜雨。丈夫外出打工的第二年，老房子被土石滑坡压“倒崩”了。建新房子被迫提上日程，打砖，烧窑，梅玉珍一个人慢慢摸索，新房子前前后后花了5年时间才建好。“我除了寄钱回来，啥忙也没帮上。”石府说，自己并不是铁石心肠，只是公司规定一年只能请一次假。请多了，老板就不收你了。实在是舍不得那份高收入的工作。
这种愧疚还有一份是对自己的3个孩子的。除了多寄钱回家，过年多带东西回来，石府不知道能用什么弥补。“那时候，他爸过年回来，孩子们都不敢上前。”说到这些，梅玉珍感慨良多。好在3个孩子都懂事，虽然书读得不多，但都学到了一技之长。如今手头都很宽裕，他们夫妻俩已经不需要再出去挣钱了。
“他们在家帮我照顾下孩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就行了。”在一旁吃饭的小儿子石明插话道。
“老伴年纪大了，为这个家吃了不少苦。最重要的是孩子们有出息，也有孝心，不想让我们吃苦了。”梅玉珍说，去年孙子孙女陆续上了小学。乡下的学校陆续裁撤，丈夫坚决要送孙辈们到县城的小学就读，自己也下定决心留在家里帮忙照顾小孩，“过去在对子女教育上的亏欠希望在孙子辈上得到弥补。好好读书，长大了才不会走我们的老路。”(记者黄康 文/图)
上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以后，生产效率提高，劳动力有富余，同时农民又有了自由支配劳动的权利，一部分农民出来打工，他们被称做第一代农民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时至今日，这一代农民工早已人过中年，除了少部分具有技术专长或管理能力的人成为企业经营者，大部分人已回到农村。
第二代农民工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农民，由于经济外向度大幅提高而外出打工。这部分人是目前农民工中数量最多的。这代农民工有别于上代农民工，他们更希望留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