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公第一人李德裕：功成北阙 魂断南溟
李德裕被贬海南后，到崖州曾登城楼，怀乡咏叹。
五公祠瀛海人文牌匾
五公第一人李德裕雕像。
五公祠成为贬官文化的集中展览馆。
文/本刊特约撰稿周泉根图/海南日报记者李幸璜
有唐一代，泅海来琼的宰相不下十五人。当然，除了杜佑一人是抚定海南之外，其他的都是流贬而来。而李德裕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也是今天海口五公祠里的五公第一人。就李唐宰相中，李德裕的风仪堪比裴度，切谏犹如魏征，政才不下姚宋。正是因为李德裕是这样一个身怀文韬武略，功在当代、名垂千秋的千古良相，才反衬出他贬谪海南的悲剧色彩之浓重和作为五公之首的地位之尊崇。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初名缄。赵郡赞皇(治今河北赵县)人，出身于世家大族。唐代赵郡李氏，乃山东望族，出过许多杰出人才。其宗族“冠内廷者两代，袭侯伯者六朝”。尤其元和一朝，赵郡三房每房各出了一个宰相：李吉甫、李藩、李绛。其中李吉甫就是李德裕的父亲，宪宗朝两任宰相，极力赞助宪宗削藩，封赵国公，赠官司空，谥忠懿。吉甫的父亲，即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德宗朝也官至御史大夫。李德裕出身可谓名宦世家，而且还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早期李德裕就颇受宪宗、穆宗赏爱，为名相裴度赏识并被其极力举荐，后尤见信于文宗、武宗。他也自己所说，“文帝宠深陪雉尾，武皇恩厚宴龙津”。又如其诗句所言，“十年紫殿掌洪钧，出入三朝一品身”，他在文宗大和七年(833年)和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尤其在武宗朝会昌年间那次首相位置上，政绩卓著，运筹戎机、改革弊政、内制宦竖、外削藩镇，东定泽潞、北斥回鹘、变科场、抑佛教，实府库，泽惠于士民而扬威于四夷，后人称为“会昌中兴”。大唐国命得以再延祚一百年，与之不无关系。“黑山永破和亲虏，乌领全阬跋扈臣”。李德裕因功勋卓著而兼守太尉，进爵卫国公。
大中初，却遭刚即位的宣宗忌惮。政敌白敏中、令狐绹等借机罗织构陷，致使他去相，并进一步由太子少保、东都留守初贬荆南(治荆州)，次贬潮州。宣宗大中二年(848年)再贬崖州司户参军，次年849正月抵达海南。同年十二月(850年)卒于贬所，终年63岁。后得以归葬，回复名誉。正如李德裕自己诗中所言：“自是功高临尽处，祸来名灭不由人。”
虽说人有不虞之祸福，是非公道却自有后人评说。李商隐在桂林做幕僚代府主郑亚写《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时，甚至称李德裕为“万古之良相”。清代的王士禛把他与耸动华夷的裴度相比较，说：“李卫公一代伟人﹐功业与裴晋公伯仲。”下面我们不妨略表一下他各方面的功绩，一则见出万古良相所言不虚，再则反衬五公第一人的历史厚重感和身世悲剧性。
功成北阙
世家子弟的李德裕幼有壮志，从小受到良好教育，苦读经史，尤其精通《汉书》和《左氏春秋》。他聪敏过人且自小就有名士风度，曾不屑当朝宰相武元衡所关心的事体不称宰相身份。李德裕未出学院，盛有词藻，却不乐意参加科举考试。父亲劝勉他应试，他却说：“好骡马不入行。”宪宗朝，元和元年以门荫入仕，补官校书郎。父任宰辅，为避嫌，他不在台省任职，只是游幕于诸府。后历任监察御史、翰林院充学士、屯田员外郎等。长庆二年(822)九月，李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自此，他开始独立主持工作，历任牧守、宰相，从地方到中央，从民政到军政，从风俗到宗教，无不取得巨大成就。
第一、民政方面移风易俗、富民安民。任浙西观察使时，李德裕竭力求治，革除陈规陋习，禁断淫祠滥祭。江南崇尚巫祝，迷信鬼神，若有父母，兄弟一人得了疫病，全家都弃置不顾。李德裕选择一些德望高的长老，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加以教化，然后再让他们回去说服民众，辅以严刑峻法，对不接受教育的绳之以法，“数年之间，弊风顿革”。李德裕还下令将方志记载的前代“名臣贤后”祠堂加以保存，其余四郡淫祠一千一十所全部拆毁。同时又拆毁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处。一时间，风清弊绝，“人乐其政，优诏嘉之”。再如任西川节度使时，四川初经战乱，剑南西川节度使杜元颖腐败贪婪，南诏、吐蕃则常常甚至深入到成都劫掠人口、财物。李德裕明令蠲免苛役重赋，鼓励树艺畜牧，严令限制买卖人口，拆掉僧尼的私人庐舍，占用的土地归还给农民耕种。几年之后，生产得以长足的发展，社会也渐渐安定下来，“数年之内，夜犬不惊，疮痏之民，粗以完复”，也有利的配合了西川边疆防务。
第二、政治方面抑制宦官、劝诫皇帝。中晚唐时期，宦官干政几乎是一个割不掉的毒瘤，顺宗、宪宗、敬宗都死于宦官之手，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都是宦官拥立。自德宗宦官统帅神策军成惯例后，在武宗朝宦官的军权一定程度收回，宦官集团受到很大的扼制。李德裕全力协助唐武宗，向宦官集团步步紧逼，在抗回鹘、平刘稹的战斗中，一反宦官监军的惯例。唐武宗削夺了大太监仇士良的官爵，没收了仇士良的家财，极大地震慑了宦官集团的嚣张气焰，依附于宦官集团的朝中官员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宦官们对此在武宗面前一再诋毁李德裕。王夫之评论是公允的，他说：“李德裕之相也，首请政事皆出中书，中竖之不得专权者，仅见于会昌，德裕之翼赞密勿，曲施衔勒者不为无力。”而且如果依靠李德裕，而不是李训、郑注等小人，甘露之变未必发生。
唐敬宗即位以后，生活奢侈，到处索供。刚当上皇帝，就让浙西进贡银质妆具二十件，又让浙西进贡缭绫一千匹，李德裕都上疏以太宗命李大亮停献名鹰，玄宗禁止在江南捕鴶诸鸟的故事为鉴戒，指出浙西“数年已来，灾旱相继，罄竭微虑，粗免流亡，物力之间，尚未完复”，为了“不困疲人，不敛物怨”，希望皇帝向汉文帝学习，减轻百姓的各种负担。敬宗看了上疏后，很快准其所请，“优诏报之，其缭绫罢进”。这事也体现了敬宗宽怀博大的一面。一些地方官希望靠进贡来博取皇帝欢心。李德裕上疏不谄媚朝廷以求进身，唯以天下苍生为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