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主战场——人类抗击法西斯的东方回忆

　　老兵张正国和胡利东并不相识。

　　然而，７０多年前的一场战争把千千万万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也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

　　７０多年后，１０１岁的张正国住在湖南芷江木叶溪村的木屋里，偶尔还会梦见打仗，大喊“冲啊”。

　　而在河南信阳的长台关乡，９８岁的胡利东在自家堆满蜂窝煤的砖房里，历数当年战友的名字。

　　“那几年，我把这辈子的仗都打完了。”胡利东说。张正国则感慨：“要是当年打仗死了，也就看不到今天的好日子了。”

　　从白山黑水到长城内外：打响反法西斯战争第一枪

　　１９３１年，父母早亡的张正国寄住在叔叔家。１４岁的胡利东还在和３个小伙伴一起放牛。

　　在遥远的欧洲，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危机正促使各阶层矛盾不断激化，两年后希特勒上台。

　　在中国东北，日本军国主义已开始行动。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日军入侵沈阳，进而占领东三省。

　　日本染指东北的目的在《田中奏折》中写得很清楚：“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地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为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

　　“九一八”成为被历史铭记的日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王建朗说，东北抗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日本是最早形成的战争策源地，日本点燃了法西斯对外侵略战争的第一场战火，中国人民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

　　从义勇军到抗日联军，东北抗日力量与侵略者进行了长达１４年的斗争。抗联领袖赵尚志牺牲后，敌人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赵尚志的老父亲没有落泪，对家人说：“我死后，在我坟前戳个板儿，上面写上‘赵尚志之父’５个字足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朱成山统计，东北１４年抗战中，有７０位以上的中共将领献出了生命。“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实属罕见。”

　　１９３２年，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事端。１月２８日，淞沪抗战爆发。

　　“西方对日本干涉上海的行为感到震惊，认为这是侵略。”美国学者唐纳德·乔丹在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ｉａｌ　ｂｙ　Ｆｉｒｅ（“战火考验中国”）一书中写道，“然而世界范围内严重的经济衰退、随之而来的军队缩减以及牵扯到遥远而复杂的中日对抗中的不情愿态度，使得他们没有阻止在上海的日军。”

　　淞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总指挥是蒋光鼐。今年８０岁的蒋建国保留着当年父亲发出的电文复印件。这份《第十九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写道：“光鼐等分属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十九路军全是步兵，武器落后，士兵多是广东人，穿着草鞋短裤。”蒋建国说。

　　后来，蒋光鼐给１９３２年底出生的女儿取名“蒋抗日”。

　　不久，抗日枪声也在华北响起。１９３３年３月到５月，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抗击侵华日军进攻。

　　少将旅长高建白之子高振宇从父亲的笔记中看到这样的记录：“冷口防线上黄风阵阵刮起，黄沙弥漫，飞速地扫射着我们”，然而，“官兵士气高涨”。

　　“几处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来回拉锯。每次拉锯，都有一批勇士倒下。”高建白写道。

　　大刀成了长城抗战的象征。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回忆，父亲组织大刀队夜袭日军阵地，“日军当时死伤惨重，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脑袋就掉了”。

　　如今，将士们奋战过的这片土地满目苍翠，唯城墙上斑驳的弹孔提醒后人这段历史。

　　１９３３年，张正国参了军。３年后，放牛娃胡利东也和３个小伙伴一起当了兵。

　　从卢沟烽火到百团大战：中国的孤军奋战

　　蝉鸣声中，卢沟桥矗立在北京西郊的永定河上，桥上石狮形态各异。这一有着８００多年历史的古老建筑仍然吸引着各地游客。

　　然而胡利东记忆中的卢沟桥则是另一个样子。

　　“桥很宽，上面可以走好多坦克。”这位河南老兵回忆道。１９３７年７月，他随部队驻扎在卢沟桥外。

　　关于“七七事变”，历史是这样记载的：７月７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此要求被拒绝。日军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城。中国第２９军奋起抵抗。

　　“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开始。

　　两年后，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才全面爆发。“中国是最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英国历史学者拉纳·米特在《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一书中写道，“早于英、法两国反法西斯战争两年之久，比美国参战早４年。”

　　这是一个落后农业国家抵抗一个新崛起的近现代工业国家之战。“步兵夏天穿着蓝灰色的棉布制服，冬天只是幸运的人有棉衣或者羊皮衣服。”安东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他们脚上穿的是布鞋或者草鞋……他们没有钢盔，除非他们能够从死去的日本兵那里得到，他们会自豪地戴上。”

　　胡利东记得，当时一个连只有两挺机关枪、２０多支步枪——那种“汉阳造”还是晚清时期的武器，“剩下的人全拿着大刀片”。因为是新兵，他拿的也是大刀。

　　战斗非常激烈。“日军用的都是三八式步枪，还有百十辆坦克和４０多架飞机，机关枪扫射像刮风一样。我们伤亡很大，一倒一大片。一个连１６０多人上去，下来只有五六十人。”他说。

　　战斗中，曾在长城挥舞大刀奋勇杀敌的赵登禹牺牲了，第２９军副军长佟麟阁也为国捐躯，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殉国的第一位高级将领。

　　７月１７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谈话：“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９月，由中国共产党倡导、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胡利东所在的队伍被重新整编，成为抗日名将张自忠领导的５９军。

　　那年中秋，张正国所在的７３军整装待发。“很多老百姓都在路边给我们送糖、送茶叶和月饼。”他说，包着月饼的纸上写着“抗战必胜”。

　　他们去的地方是上海。日军于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向这个金融商业中心发动进攻，意图３个月内灭亡中国。而淞沪会战就打了３个月。

　　“我们接到命令，不能让日本军舰进长江。”张正国说。他们在陆地上，用的是中正式步枪，一次装５颗子弹。

　　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日军占领上海，又长驱直入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开始了长达６周的大屠杀。

　　很多人会用“东方的奥斯维辛”这样的字眼来形容那场劫难。英国诗人奥登１９３８年在《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中写道：“地图上可以找到某些地点，那儿人民正笼罩在邪恶中，比如南京，比如达豪。”在达豪，纳粹德国建立了最早的集中营。

　　南京大屠杀后，日军南北夹击苏北的交通要塞徐州，而中国军队也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

　　张自忠带领５９军到了山东临沂。

　　“当时天冷，雪过了膝盖。”胡利东说，“对面是精锐的板垣师团。”

　　由于雪大，能见度低，日军飞机无法攻击，坦克也走不了。胡利东他们就在望母山一带和日军战斗。

　　胡利东用大刀砍死了三四个鬼子。“已经顾不得套路了。敌人刺刀过来，抓住，然后就砍。”他一边比划，一边说。

　　在他的记忆中，中方伤亡很大，地上的雪变成了红色。有战友倒下，一会儿血就不流了，被冻住了。

　　他的左侧颈部有一个凹痕，是在那次战役中子弹擦过留下的。

　　５９军成功拖住了敌人。随后，在距临沂１００多公里的台儿庄，展开了更加惊心动魄的战斗。

　　战役于３月２３日爆发，距西方战场上德国吞并奥地利刚过去８天。３天后，日军从距清真寺２００多米外的中正门攻入台儿庄。而中国士兵经过七天七夜的拉锯战终于夺回清真寺，并歼灭了最后一批２００名日军。

　　居民李敬善４月中旬回城，先回来的人已掩埋了遍地遗骸，但直到第二年冬天他家屋前屋后的土地都是黑色的。年幼的他最初不知何故，直到有天下雨，地面的水变红了，才知道原来那是渗进地里的血，吓得不敢出去玩。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几年，雨水才由红色变成粉红色，最终血完全渗下去。

　　台儿庄一役，中国军队伤亡失踪７５００余人，歼灭日军１万余人。这是全面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３日，美国《生活》杂志刊登了题为《一场胜利使台儿庄成为中国最著名村庄》的报道：“以其历史转折意义而闻名的小城镇有滑铁卢、葛底斯堡、凡尔登，现在又增加了一个，那就是台儿庄……”

　　事实上，台儿庄之前，中国军队就已经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１９３７年９月，在长城著名关口平型关，八路军１１５师将日军精锐第５师团第２１旅团装入埋伏圈，毙敌１０００余人，极大鼓舞了中国军民。

　　南京陷落后，武汉成为中国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很多企业也沿长江撤到这座城市，曾经的战时难民、教育家晏阳初把这一转移称作“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撤退”。

　　人们拿出积蓄支援抗战，即使远在西北部的新疆，各族群众都纷纷出钱为中国军队捐飞机。

　　武汉的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一首名为《保卫大武汉》的歌曲：“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

　　彼时，西班牙马德里反抗独裁统治的战斗正如火如荼进行着，慕尼黑协定于当年９月签署，已经吞并奥地利的德国瞄准了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担心来自西方德国的威胁。”安东尼·比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写道，“他开始给国民党派军事顾问。”

　　武汉会战可能是胡利东和张正国距离彼此最近的一次。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战场涉及河南、江西、湖北等地，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巨大。

　　胡利东随部队到达河南信阳。他仍然没有枪，武器是手榴弹和大刀。

　　“鬼子在城里，我们夜里偷袭。”他说。最初，每个连挑出６０人组成敢死队，搭梯子翻过城墙。能回来的敢死队员，有时有一半，有时只有三四个。

　　第四天，胡利东进城。日本人从梦中惊醒，拿起枪准备战斗。胡利东面对的是一个看上去２０岁左右的日本兵。他左手夺过日本兵的枪，右手拿刀从对方颈部斜削了下去。

　　当时，张正国在江西九江。他在战斗中中了日军的毒气。“一时间眼睛看不到，说不了话，失去知觉。”他说，“好多士兵都中了毒气，失去了战斗力。”

　　战斗不管白天黑夜都在持续。江西永修县居民李屏水看到日军投下了照明弹，“地下连针都能看见”。

　　张古山数次攻守相易。“白天，日本用飞机轰炸，炸的坑很大很多，一眼看过去一大片，有两个筛子那么大。”现年８３岁的李屏水说。

　　而在夜间，时任副旅长的张灵甫率敢死队赤膊攻山，手臂绑着白毛巾。“摸着穿衣服的就是日本人，就打。”

　　双方伤亡惨重。“人和马的尸体在山上堆满了。死人身上的苍蝇飞起来一大片，太阳都能遮起来，蝇蛆的蛹壳有一尺高。”李屏水说。

　　战争结束后，山上的树光秃秃的，枝叶都炸掉了。漫山遍野随处可见子弹壳。李屏水还用弹壳去换过盐，一斤换一斤。

　　几乎家家户户都捡到过刀。“日本人的刀好，中国的刀挖出来就锈了。”他说。他们还捡到过手表、金牙、钢笔。“日本人的表小，跟现在的女式手表一样。钢笔上面有日本字。”

　　李屏水当时并不知道，那场被称为“万家岭大捷”的战役将载入史册。

　　“那场仗在１０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了半个月。中国军队第一次全歼日军师团，在武汉会战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以时间换空间，保证了国民政府转移。”九江市史志办副主任柳秋荣说。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有生力量却极大消耗。”中国史学会会长张海鹏说，“１９３８年前后，日本希望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斗。他们本以为占领武汉可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

　　结果日军却付出了４万人伤亡的代价。“武汉会战标志着日军战略进攻阶段的终结。”张海鹏说。

　　作家王树增表示，武汉会战消耗了日本国内的资源，将其拖入了战争泥沼，使其进攻东南亚的计划受阻，这是他们非常不想看到的。

　　日本防卫厅档案显示，为了准备武汉会战，日本“没有余力应对苏军”。

　　拉纳·米特指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４年里，中国一直孤军奋战，独自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

　　他说：“此后４年，盟军在欧洲与亚洲两个战场同时作战，均获得胜利，其中中国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

　　中国在抗战最艰苦时期，受到考验的是民族信念和毅力。

　　１９４０年，日本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一面积极推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一面以大规模军事行动和对重庆、成都的狂轰滥炸逼蒋求和。“东方慕尼黑”的乌云笼罩中国。

　　“我相信蒋介石是不会投降的，但当时已有不少人主张和谈，包括当时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王树增说，“中共领导的百团大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动的，以决死作战的方式遏制了投降的风潮。”

　　１９４０年８月，八路军指挥部动员１００多个团对日军发起大规模攻击，拔掉了敌人的碉堡、据点，炸毁了交通线。

　　老百姓非常支持百团大战。董保和时任县妇委会主任，发动妇女给将士做鞋缝袜烙煎饼。“许多人穿的还是草鞋，全县妇女姐妹白天晚上忙着纳鞋底，想着为抗战尽一份力。”

　　周金花当时８岁，和家人一起炒黑豆，黑豆没了，就炒小米给战士们吃。

　　百团大战历时３个半月，毙伤日伪军共２５８００余人，俘虏日伪军１８６００余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食品。

　　阳泉的百团大战纪念馆有一个相册，是从一名日本军官处缴获的。相册蓝布的封面已破损，里面贴了１６页照片，记录了这名军人的变化。

　　最初的照片有天真的孩子、穿和服的家人。在初中班级合影的照片旁边，主人工整地用钢笔写下所有人的名字。后来，年轻人穿上了军装，站在吉普车旁或伏在壕沟里。有一张照片，他手拿刺刀，得意地站在一片房屋废墟中。

　　那段时间，延安成了中国抗战的一个中心。在这里，毛泽东写出的《论持久战》，成了中国抗战的指导理论。

　　张海鹏认为，抗战中，正面战场牵制了日军在中国一半的兵力，另一半则被牵制在敌后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