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110周年图片展
文|杨津涛
红十字会在中国已有110年的历史，其间与政府间的关系随着时局不断发展。唯一不变的是但凡有战争、有灾荒的地方，都会有红十字会的身影。红十字会在历史上的管理模式与慈善活动对今天也极有借鉴意义。
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先声
国际红十字会在1863年成立于瑞士日内瓦，初名“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次年十二个创始国签署了《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立意在战争时期为双方伤兵提供不分彼此的救助。中国第一次注意到这个组织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当时中日两国在台湾发生冲突，上海的《申报》与《字林西报》讨论了伤兵救助问题。
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在华的西方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等自发组织了红十字医院，起初人们还心存疑虑，到后来，清军甚至和红十字会医院建立了联系，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曾在东北救助伤兵的戴理医生统计，1894年12月营口仅有红十字医院一家，但到了第二年4月，这个数字就上升到四家，前后治疗中国伤兵上千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红十字会组织“赤十字社”随军出征，他们不仅治疗日军，也在中立的原则下，对中国军人和百姓施以救助。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结束，但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红十字会的作用。不久孙中山翻译了《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申报》发表《创兴红字会说》等文，力陈创建中国红十字会的必要性。中国商人和官员中的有识之士也都为此上书朝廷。
然而红十字会在中国扎根是源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国虽在这场自己国土上的战争中宣布“局外中立”，但炮火无眼，东北百姓流离失所。如果中国政府施以援手，那就有破坏中立的嫌疑，因此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的组织出面，红十字会恰好满足了这个条件。
时为上海记名海关道的沈敦和率先倡议以“万国红十字会例，力筹赈救北方被难民人之策”。1914年3月，沈敦和、施则敬等二十余人发起建立了“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当日除了商讨筹款方法外，特别强调要“赈抚兼施，医药互治，用符西国红十字会之本旨。”随后，沈敦和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帮助下将“东三省红十字普善会”改名为“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中、英、法、德、美五国代表都参与了进来，称为一个中立性的国际组织。李提摩太在成立大会上说：“设局之意，首在筹款。唯所筹之款，并非交付俄人日人支用。且将来拯救难民，不分中外。”
打仗的地方在东北，红十字会却在上海，如此必然难以达到救济灾民的目的，因此设在牛庄（位于今辽宁省的南部）、山海关等地的分会相继应运而生。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在战区发放粮食、棉衣、药物，广设粥场，救济百姓。将中国百姓送出日俄交战地区也是红会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赠送车票、补给路费等措施，共使13万难民成功“出险”。战后统计显示，东北地区有46万余人受惠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
清政府对上海万国红十字会是支持的，不仅曾拨银十万两，还命驻英使臣张德彝在瑞士日内瓦签署了《日内瓦红十字会公约》，以政府名义加入国际红十字协会，获得了正式创办红十字会的资格。
中国红十字会在“天灾人祸”中穿梭
因日俄战争而出现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在战争结束后该何去何从呢？经政府许可，其改组为中国红十字会，排除了外国董事，成为中国自办的红会组织，有官方身份的盛宣怀被推举为首任会长，同时将会名改为“大清红十字会”。总会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沈敦和抛开设在北京的总会，在上海发起“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派遣30余名医生开赴武汉前线，抢救伤兵，宣称“救人宗旨不分革军、官军”。由此，红会分裂为南北两个，北方被清政府承认，南方的则得到革命政府的许可。
随后清政府被推翻，共和国在南京创建，中国红十字会不仅合二为一，也终于被日内瓦的总会所承认。1912年9月15日，中国红十字会召开了首届会员大会，公推大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为名誉总裁，吕海寰为会长、沈敦和为副会长，同时制定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
如同《临时约法》，红十字会也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在上海的总办事处有行政权，上海常议会有立法权，北京总会的主要职权则是与各级政府与外交使团打交道。
兵灾之外还有天灾。1917年的大水灾波及中国十几个省，其中北京和直隶地区受灾最为严重，以至灾民们“田禾淹没，颗粒无收”。直隶督军曹锟、红十字会天津分会都致电上海，要求中国红十字总会展开救助。副会长沈敦和亲自北上主持救灾，红会一面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募集捐款；一面准备治疗痢疾、疟疾等疾病的药物运往灾区。红会还用以工代赈的方法实施救灾，召集北京附近12个县的难民2万余人修路，一个人每月可以得到五元工钱，另外还给棉衣一套。对于这项花销，美国红十字会给予了资金援助。
而对于国外的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也及时地伸出了援手。如1906年美国旧金山发生地震，上海红十字会捐助白银2万两；1919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出现大量难民，中国红会捐助旧军衣1500套和白银7700两。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中国红十字会即派出救护队赶赴灾区。事后日本政府遣外交使团来华答谢，称“此次贵国人民，对于敝国震灾所给予伟大之同情，与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特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
中国红十字会当年信誉卓著，筹款相对容易。周秋光在《红十字会在中国》一书中列举了红会经费的七个来源，即一些团体的常年捐、会费、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官绅捐款、华侨捐款、外国红十字会捐款和所谓“宝塔捐”（由人挨户劝捐，无论捐款多少，都会登报鸣谢）。这为红十字会在民国初年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物质保障。
时间来到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在此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南京沦陷后，日军对市民进行了屠杀，幸存者也都沦为难民。中国红会南京分会在金陵女子文理院中开设粥场，救济百姓。此外，国际红十字总会出面与南京分会合作，利用基督教会开办的鼓楼医院，为南京城内的幸存者治病。
新政权接手红十字会
刚刚获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没有管理慈善机构的经验，自然就向“老大哥”取经。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向中央介绍了苏联红十字会的历史、组织机构、工作内容等情况后说，其“现任主席由苏联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科立尼科夫兼任”。在随后的红会改组中，李德全被推选为新会长，胡兰生等为副会长。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红会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1952年，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这是中共政权第一个获得合法席位的国际组织。
在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不断的状况下，红十字会的活动也停滞了，直到“文革”结束才又恢复工作。截至2011年，中国红十字会设有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红十字会、334个地（市）级红十字会、2848个县级红十字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红十字会；有215.6万名志愿者，11万个团体会员，2658万名会员。
参考资料：
周秋光《红十字会在中国》、池子华等编《中国红十字会百年往事》、张建俅《近代中国政府与社团关系的探讨——以中国红十字会为例（1912——1949）》、高翔宇等《人道主义的赞歌——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池子华《中国红十字会辛亥战时救护活动》、徐国普《新中国成立初期社团治理的范例——一九五○年中国红十字会的协商改组》等
栏目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刘杨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中国宣布“局外中立”，百姓流离失所，需要一个在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的组织出面救助，红十字会应运而生。从此，但凡有战争、有灾荒的地方，都有红十字会的身影。至今，中国红十字会已走过110年。（本图集图片大部分由中国红十字会提供，请勿转载）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与清军在武汉对峙，双方伤亡都很惨重。“中国红十字会万国董事会”派出队员，不分“革（命）军”还是清军，一概救治。图为队员将遇难的革命党人遗体带上长江岸边。供图：FOTOE
1917年，护法战争爆发。因桂军陆荣廷、粤军陈炯明各心怀鬼胎，不能形成合力，最后南方以失败告终。在战争中，宝庆（今湖南邵阳）成为南北军队的拉锯战场，五陷五复，人民深受蹂躏之苦。 图为1917年，湘桂联军攻陷宝城后，红十字分会救护掩埋队开赴战地。
兵灾之外还有天灾。1917年的大水灾波及中国十几个省，其中北京和直隶地区受灾最为严重，以至灾民们“田禾淹没，颗粒无收”。图为直隶安平县，红十字会队员掩埋因水灾和遇难的人们的尸体。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民国初年，地方军阀大都截留税收，且军费开支浩大，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实行救灾。这时候作为社会组织的红十字会担负起了救灾的责任，在政府力所不及的地方，发挥自己的特长，稳定了社会。图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抚州分会设立临时防疫医院。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红会经费的七个来源是：一些团体的常年捐、会费、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官绅捐款、华侨捐款、外国红十字会捐款和所谓“宝塔捐”（由人挨户劝捐，无论捐款多少，都会登报鸣谢）。图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护车。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对于外国的灾难，中国红十字会也都及时的伸出了援手。1923年9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中国红十字会特派救护队前往日本支援救济工作。这是救护队出发前的合影。事后日本政府遣外交使团来华答谢，称“贵会派遣医队之协助，特足使敝国上下一致感动。”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南京大屠杀中的作为尤其使人尊敬。国际红十字总会出面与南京分会合作，利用基督教会开办的鼓楼医院，为南京城内的幸存者治病。图为1938年南京鼓楼医院养病的难民与工作人员合影。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还有一个著名的“国际安全区”，主席是德国人拉贝，这个安全区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合作，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图为拉贝（中）与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约翰·马吉（右二）合影。
在南京，中国红十字会还承担了一项以前从未做过的工作——掩埋同胞尸体。在获得日军允许的情况下，红会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8月，组织人掩埋了2.2万余具尸体。图为1938年在南京国际安全区内的难民。
为配合长期抗战，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主任教授林可胜1937年10月在汉口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协助军队治疗伤病。随着日本侵略军的南下，救护总队先后转战长沙、祁阳，1939年3月辗转至贵阳图云关，指挥各战区150多个救护队的工作。图为救护总队人员在图云关。
红会救护总队的医药卫生器材和经费主要靠国内外平民和忠义人士捐赠，其中以美国最多。图为抗日战争期间，参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的外籍医生在图云关合影，中站立者为前去采访的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抗战中，国共双方都得到了各国援华医疗队的援助。1938年加美援华医疗队队长白求恩到达延安，不久赴晋察冀边区，为八路军将士疗伤。图为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为伤员做手术。
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以6个师的兵力强渡怒江天险，向侵占滇西战略要塞腾冲达两年之久的日军发起全面攻击。图为受伤的士兵接受中国红十字会医护人员的救治。摄影：Emil Reynolds
民国初年，中国红十字会为自治性质。1933年，政府将红十字会收在麾下，为战争做准备。在政府的干预下，外交部长王正廷成为会长，杜月笙和刘鸿生为副会长。图为1946年，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聘苏大印书。署名：会长蒋梦麟，副会长杜月笙、刘鸿生。
截止1948 年底为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有193个分会、38.5万名会员。1949年，蒋梦麟出走台湾，留在大陆的人员以秘书长胡兰生为代表赴北京，请新政府接管。图为1951年中国红十字总会聘苏大印书。署名：会长李德全，副会长彭泽民等。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为了同旧政权划清界限，新中国红十字会以李德全为“第一任会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中国红十字会组建国际医防服务队，为朝鲜人民进行卫生防疫工作。图为1951年8月第一大队出发时，和大副主席陈叔通讲话。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1951年，中国红十字会赴朝工作的国际医防队队员在给朝鲜人民进行预防注射。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红十字会对于在朝鲜战争中的被俘人员，进行了及时的医疗救护和遣返等工作。红十字会接受拒绝遣返的联合国军被俘人员21人，安排他们在中国学习和工作。图为1953年，中国红十字会探视被俘美国少将迪安。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1953年7月7日，牺牲在日本的560具抗日烈士遗骨由日本轮船黑潮丸护送回塘沽港。中国红十字会等团体在天津举行了隆重的迎灵和追悼仪式。图为廖承志捧持中国在日本殉难烈士灵牌走出塘沽码头。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新中国成立后，留居中国的日本侨民34000多人。中日尚未建交，中国红十字会挑起协助日侨回国的重担。中国红十字会先后14批收集并送还在华死亡日本人遗骨和骨灰盒。图为1955年12月，279名日侨和眷属在天津搭乘日本轮船“兴安丸”返回日本。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从1953年起，日本友好团体也协助数千名旅日华侨回到祖国。图为1958年，被日本抓去的劳工刘连仁在日本友好团体和中国红十字会协助下回国。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1962年，中印战争爆发。1963年，中国红十字会协助被俘的印军人员3211名回国，并送还尸体和骨灰盒。图为被俘印军释放回国前向中国红十字会表示感谢。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建国后，周恩来亲自修改了《中国红十字会章程》，规定红会是“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的人民卫生救护团体”，使其彻底失去了民间色彩。图为1950年，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防队队员在皖北治淮工地上作巡回医疗检查。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新政权第一个获得合法席位的国际组织即是中国红十字会。1952年，国际红十字大会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为中国唯一的全国性红十字会。图为1950年代，上海市红十字会宣传画创作室一角。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1950年代，北京市通县柴厂屯乡三垡村的红十字会员卢广英向社员们宣传刷牙的好处。 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1952年9月，中国红十字会医防队二组在井冈山。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1960年代，北京市崇文区红十字会在小学校组织的活动。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1960年代，马鞍山钢厂红十字卫生员把急救后的伤员送往医院。供图：中国红十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