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起兮稻花香 ——记中国杂交水稻之父、2014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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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传奇

　　他是中国递给世界的一张名片，用一生的心血帮助人类远离饥饿。他坚信“心中有人民，红土变成金”，在海南，袁隆平留下了他的感情，也留下了他的一种品性。  ——题记

　　■  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  况昌勋

　　2015年2月，湖南长沙，初春时节。空气仍然寒冽，触之如冰，春意却已悄然跃上枝头，看似光秃的枝丫上，有正待吐芽的叶蕾。

　　一位86岁的老人回到了故土。他依旧身形瘦削，目光有神，不善言辞，拙于交际，更不喜欢场面，但一回到沃土田埂之上，回到老百姓的中间，他就“活”了，神采飞扬，浑身通泰，他就是袁隆平。

　　在半个多世纪的光阴里，袁隆平的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中国农业科学的复兴，还将“五谷苍生”的东方梦想传播五洲。他所倡导的“杂交水稻”推广远景是多养活四五亿人，接近全球饥饿人口的一半。然而，我们却极少有机会走近这位老人。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经历过多少艰难，又有着如何的幸福？

　　见到袁隆平时，老人听说记者从海南来，慷慨地聊了两个多小时。他爱故乡，更爱用青春播洒了炽热的海南，他讲了生命中许许多多的故事，时而欢笑，时而眼含泪光。

　　袁隆平的故事永远离不开水稻。他一生的传奇，就在这淡淡的稻香里流泻开来。当岁月的风雨远去，沉淀在这位人民赤子心中的，惟有对信仰的忠诚。

　　战火中的人生馈赠

　　1949年夏天，刚满20岁的袁隆平在高中毕业后报考湘辉学院的志愿表上，郑重地填下了第一志愿：农业，遗传育种。

　　这不是含辛茹苦的袁隆平的父母亲想看到的。“供养你读书是为了让你更有出息，农民一辈子受苦受难，为啥你还要学农？”母亲华静站在他身后，紧紧扯住他的手。

　　“妈，我们的国家，让老百姓吃上饭是头等大事，没有农民种田，人就不能生存，填不饱肚子，国家会乱，还会受欺侮。没有国家，我们也没有家啊！”他鼻子一酸低下了头。

　　母亲没再说话，她抬手整了整儿子胸间的衣扣，两眼怔怔地望着儿子。

　　这是一个个头已高过她的少年，鼻梁高挺，面颊瘦削，有着一双清澈的眼眸。尽管明白儿子做得有理，但想到他终要远行仍忍不住想落泪，“二毛，记得，到任何时候，咱们做事都要对得起良心，要对得起农民。”

　　华静此刻也不曾想到：这个被她唤做二毛的瘦弱孩子的脚步，在未来会如此坚定，走向了一条宽阔伟大的道路，并被永远载入史册。

　　人的命运似乎常含有某种不可知的定数。1929年8月13日，袁隆平出生在北平协和医院，接生的是后来闻名中外的医学家林巧稚。抱着略显瘦小的袁隆平，林巧稚握着他柔软的小脚丫印在了一张白纸上，并在旁用英文记录：男婴、体重3680克。

　　战火纷乱之中，袁隆平开始了他的人生序幕。父亲袁兴烈1920年代至1938年在平汉铁路局工作，于是他就跟着父亲在平汉铁路上迁移。北平、天津、江西、湖南、湖北、重庆……为避战乱，袁隆平去了很多地方，所到之处，看到中国农村田园风光至美，农民纯朴善良，他对农村和农民产生了一种天然情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武汉失守，袁隆平一家开始逃难之旅。那是一段人生中异常艰险的生活，要躲避日军，还要躲避匪患。冬晨的北风寒气袭人，一路上，莽莽苍苍的荒野间到处是背井离乡逃难的人群，破箩筐里挑着哭泣的孩子，寒风中老人踉跄的脚步，破草席和破布搭建的破窝棚，沿途无辜惨死、无人收埋的百姓，凄苦风雨中的流亡图冲击着少年袁隆平的心。

　　袁兴烈带着家人从汉口到达湖南桃源，又改道洞庭湖，经湖北宜昌，最后乘船到重庆。不久，残暴的日军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曾经美丽的山城陷入一片火海，袁隆平在嘉陵江看见江滩上堆着数百具残缺不全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面。那一刻，望着同胞，他泪流满面。

　　逃难的生活教会了袁隆平，若不想受欺侮，国家必须强大。而沿途看到因饥饿而晃动的灰黄面孔，沿街乞讨的难民，袁隆平知道：人要先吃饱，才有力气去革命，去打侵略者。

　　童年播下梦想的种子，在少年袁隆平的心中发芽。

　　如果说童年的他想学农，是因为孩童的天真，那么，少年时他对学农的渴盼，则是看到并切身体会到了中国百姓的苦难，他想解决中国人的饥饿问题。从农，让他年轻的内心世界犹若一次新生。

　　栖身田野，放牧理想

　　从农不光要学，更要学以致用。

　　1952年，农学院学生要到农村去参加“土改”，吃住在农民家。此时的袁隆平更为深刻地体会到当时中国农村的状况：又苦又累又脏又穷，非常落后。农村土改的经历，让袁隆平暗暗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

　　“我读大学期间，新中国成立了。从小亲眼目睹中国饱受日寇欺凌，我深深感到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特别是新中国诞生后，觉得中国人民真的是站起来了。”要做一番事业，为中国人争一口气，为自己的国家作贡献，袁隆平说，这是他青年时期最大的心愿！

　　1953年，袁隆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在毕业志愿上，主动要求到儿时逃难的长江流域工作。他走进了湖南省安江农校当教师。

　　教学中，他没有忘记用遗传育种专业知识，为农民培育良种，提高产量的志向，边教书边搞科研。1950年代，宣扬和信奉的是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遗传 理论 ，“我把月光花嫁接在红薯上，希望提高红薯的产量。那些红薯真的长得很大，最大的一个有17.5斤！”袁隆平笑着比划着：番茄嫁接马铃薯、西瓜嫁接南瓜，结出了不少奇花异果，但这些奇花异果并不能遗传下去。

　　真正让袁老认识到水稻的价值，并决心开展水稻育种，是1960年前后的“三年困难时期”。

　　“闹大饥荒，吃不饱饭，那真难受啊，饿死了多少人！”有一次他听说一个老乡饿得扒下了树皮猛塞进嘴里，因为多日饥饿胃已萎缩，猛然间几大口下去，把胃胀破了。缺医少药的时期，大家毫无办法，一个壮年汉子就在痛苦中咽了气。这让袁隆平感觉到一种锥心的伤痛。

　　很多年后，已80多岁的袁隆平回想起半世纪前的那一幕依然泪流满面：人只有经历过饥饿，才更知道粮食的重要。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从1960年开始，袁隆平把目标从研究红薯转为研究水稻，他探索水稻直播试验、密度试验，其中，直播试验每亩比传统种植的增产90-100斤。

　　通过改良种植方法增加的产量，并不能满足农民的需求。袁隆平的一位农民朋友问他：“农民太需要高产的粮食了，你是搞科研的，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斤甚至1000斤的粮食品种？”淳朴的话语深深地触动了袁隆平，他意识到，农民迫切需要的应该是良种！

　　于是，每年水稻抽穗到成熟的期间，袁隆平都要顶着日头，到稻田去选那些稻穗长、稻粒多的水稻植株。1961年7月的一天，他和往常一样来到农校试验田选种。突然，在一丘早稻田块里，发现一株形态特优的水稻“鹤立鸡群”，长得特别好，穗子大，籽粒饱满，10多个8寸长的稻穗下垂如稻瀑。袁隆平挑了一穗，仔细一数，大喜过望：230粒稻谷！

　　他如获至宝，每天都去看这株水稻，兴奋喜悦的心情，就像情人间的约会。好不容易等到成熟，袁隆平把这株水稻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收下来。第二年春天，怀着强烈的期待再把这些种子播种到田里去，他种了1000多株。禾苗抽穗后却让他大失所望：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齐，并不像它们的“老子”那样优秀。

　　灰心、失望齐齐涌上心头，顾不得烈日当头，他一下子顿坐在田埂上，呆呆地望着这些高矮不齐的稻株，心里一遍一遍地问：为什么？为什么？汗水沿着额头、脸颊流到唇边，苦涩之极。吞下几口苦涩的汗水后，脑中突然闪过一个灵感：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纯系品种不会分离，这种性状参差不齐的表现，是自然杂交，因为只有杂交的后代才可能出现分离。这启发了袁隆平，水稻有杂种优势，并从此萌生了培育杂交水稻的念头。

　　他开始到稻田里寻找水稻天然不育株，用以培育杂交稻。暑去寒来，从湖南、云南、广西、广东、海南，他像一只追逐阳光的候鸟，在田野里不停地奔走、寻找，看过了成千上万株稻穗，仍然毫无结果。

　　1964年7月，水稻抽穗扬花时节，袁隆平依旧每天挎上水壶、揣俩馒头，大清早出门、下午4点回家，到稻田寻找天然不育株。烈日下，他手拿放大镜，一垅垅、一行行、一穗穗，仔细观察稻穗，稻穗上的绒毛、稻芒很扎手，不小心刺着眼睛，眼泪就流个不停。稻海茫茫，寻找五万分之一的天然不育株，像大海捞针。每天头顶毒日，赤脚走在水田中，时不时汗水、泪水交织，终于有一天，袁隆平顶不住了，差一点晕倒在稻田中，助手潘立生把他扶到树阴下休息，可他又接着站起再去找。

　　就这样，每天乘兴而去、扫兴而归。第14天，午后2点多，在手拿放大镜观察了14万多个稻穗后，袁老从洞庭早籼品种中发现了第一株水稻雄性不育株！他欣喜若狂，立即采下花药，狂奔回实验室做镜检。

　　有了这次成功的经验，妻子邓则也帮着他一起寻找。1964年、1965年，袁隆平和妻子先后检查了几十万株稻穗，那稻穗挨着平铺起来得有数公里长！终于，在4个不同的水稻品种中找到了6株雄性不孕稻株。

　　“一年和家人相聚的时间不到1/4。那个时期，我对于家更像一个过客，连着7年都没有在家过年。”袁隆平说，妻子生第二个儿子时，孩子刚出生3天，他就打起背包和助手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风雨中，心高昂着头

　　“虽然找到了水稻雄性不孕植株，但杂交水稻的研究进展很慢。”就在袁隆平加快杂交水稻研究步伐时，中国进入了“文革”。

　　没多久，“袁隆平是科技骗子”、“骗国家科研经费”、“研究杂交水稻没有前途”的谣言四起。袁隆平背着骂名，顶着压力，一直不放弃科研。

　　有人曾讲，袁隆平一辈子内心很苦，在凄风苦雨的政治风浪中，他仍不懈地 努力 为农业和农民找寻一条出路以解决温饱，他的这份执着，是他对党的信念，对人民的真情。

　　1968年5月，袁隆平从广东南海带回的试验苗被人故意毁坏，这让袁隆平多年心血毁于一旦。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袁老惦记着弱小的秧苗，第二天一早就从黔阳急着赶回试验田。他惊呆了：田里的秧苗全部不见踪影！

　　很长一段时间，袁隆平每天要去看一遍试验苗，看着它们一点点长高，心里高兴得像看自己孩子长大。秧苗不见了，也像自己孩子丢了一样。

　　袁隆平叫来妻子、助手焦急地四处寻找，最后，在一口井里发现井水上浮着5根秧苗，他想也没想，一头扎进水井，想捞出秧苗。可那井有几丈深，袁隆平使尽了气力也仅能捞出几根，后来又调来抽水机抽了两天把井水抽干，但井底的秧苗早沤烂了。望着死去的苗子，袁隆平呆呆地望着，久久无语。他那悲苦凄伤的眼神烙痛了人心。

　　毁苗事件，沉重打击了袁隆平，回想走过的半生，袁隆平寒彻心骨。妻子邓则安慰他：“没关系，如果你愿意，我会一直陪着你当农民。”

　　颠倒的是非，迟早会再颠倒过来，再长的长夜也总有天亮的时候。让袁隆平重燃信心的，是他的第二故乡海南。袁隆平说，“真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的，正是海南野生稻。”

　　1970年秋，袁隆平助手李必湖与南红农场技术员冯克珊在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公路之间铁路涵洞的水坑沼泽地段发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野生稻。他们立即发电报给袁隆平。袁隆平火速赶回三亚，确认这是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并将它命名为“野败”。这株野生稻株型匍匐，分蘖力极强，叶片窄，茎秆细，谷粒小，有长芒，易落粒。

　　“那时我还没有预见到它是一个突破口。第二年深入研究才发现：哗，这家伙真是个好东西！”袁隆平将“野败”加速繁殖，到1973年已种数万株，全部是不育的，没有一株有花粉。“这个时候，我如释重负，感觉终于看到曙光了！”

　　有了“野败”，袁隆平1974年成功育种高产杂交稻“南优2号”。中稻亩产达628公斤，晚稻亩产达511公斤，优秀的高产表现，使其成为我国第一个大面积生产应用的杂交水稻。随后，全国陆续选配出了“南优”、“矮优”、“威优”、“汕优”等系列的强优势籼型杂交水稻组合，为杂交水稻迅速走向生产做好了技术储备。

　　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生产上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袁隆平终于走在了圆梦之路上。

　　最是稻花飘香时

　　“中国杂交水稻是在脱离了西方这个所谓农业科学源头的情况下，自己创造出来的一项成果。”国际舆论如是评价。

　　如今，袁隆平已86岁高龄，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对于他卓越的贡献，1993年，美国为他颁发“拯救世界饥饿”荣誉奖；1995年，他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章；1999年，小行星被命名为“袁隆平星”；2001年，袁隆平获得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2004年，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授予他“世界粮食奖”。

　　袁隆平，这张响亮的中国名片已缀满世界荣光。他没有满足已有成就，老骥伏枥的他又有新梦想：培育亩产超过千公斤的超级稻。

　　“超级稻科研攻关项目分五期完成，现在进入第四期了，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袁隆平说，前三期都提前完成了任务，2014年超级稻的最高亩产已达到1026.7公斤，实现了第四期亩产千公斤的目标！

　　2015年至2020年，是超级稻第五期，在袁隆平指挥下，湖南省农科院和海南省农科院共同在三亚海棠湾建立了连片百亩的超级稻试验田。“目标是每公顷16吨！”

　　“今年3、4月间，我要去海南三亚开超级稻现场会。”袁隆平院士说，杂交水稻的亩产从最初的500多公斤，一直到现在的亩产1026公斤，这梦想因有国家的强大支撑不断长大。

　　“我现在是身在长沙，心在三亚！”袁隆平深情地说。从1968年开始，每年10月他都来海南育种，从不间断，海南已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的梦想需借助海南这块老天赐予的宝地才能完成。

　　袁隆平说，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中国梦。他的中国梦就是育好超级稻。“科研路上没有止境，面对我国人多地少的情况，要最大限度提高单产，超级稻这一‘核武器’还有很大的发展潜能。”

　　说到这，袁隆平再一次深情诉说了儿时的一个梦：我梦见我种的水稻长得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我的朋友，就坐在稻穗下乘凉……

　　一个水稻之梦，不仅是袁隆平的，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梦想永远属于毕生都在追寻的人。袁隆平并不后悔将自己一生置于田野，因为他知道，他注定属于被“诱惑”的那一类人，就像大海诱惑着江河，蓝天诱惑着雄鹰，原野诱惑着骏马，农业，就这样诱惑着一辈子对人民心怀深情的袁隆平。

　　也惟此，他身上有这个时代永不过时的东西：梦想、执着、信念与深情。

　　让我们把一份永恒的敬意送给袁隆平。（海南日报长沙3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