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研究员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二战惨痛教训值得汲取，欧亚战后和解反差巨大尤其令人深思，世人务必警惕日本右倾化逆流。

　　 首先，欧洲在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实现了比较彻底的和解，主要因素有三：

　　一是同盟国彻底清算了德、意法西斯罪行。同盟国不仅通过纽伦堡审判严厉惩罚德国战犯，而且还由美、苏、英、法四国对德国实施共同占领，后来又分别成立了东、西两个德国，并对其政治经济制度进行彻底的民主化与和平化改造，使之脱胎换骨、改过自新。在此基础上，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得以实现真正和解。

　　二是战后两个德国分别对法西斯主义及其战争罪行进行了深刻反省，通过一系列严格立法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包括历史教育、新闻舆论、影视娱乐等禁止或限制错误思想，西德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更是以“下跪”方式对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罪行表达由衷忏悔。在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新的德国明确致力于成为“欧洲的德国”，而非谋求“德国的欧洲”。

　　三是战后欧洲联合自强与共同进步的成功探索。首先是法、德两个“宿敌”实现了历史性和解，然后共同开启并牵引“欧共体”的历史进程，直到今天的“欧盟”以及统一的货币——“欧元”。欧洲大联合与“大团结”不仅有效化解了成员国之间的矛盾，避免了战火重燃，而且塑造了“共同体”与“欧洲人”的“集体身份”和“统一认同”，弱化了欧洲“民族国家”意识与民族主义，淡化了传统的国家间纷争。

　　 其次，内外因叠加导致亚洲至今未能实现和解且积怨还在加深，主要原因亦有三：

　　一是战后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不彻底、不及时、不到位，美国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美国先是独自占领日本，尽管其主持制定了战后日本和平宪法，但对天皇的战争罪行却“网开一面”，并为一己之私即对苏联和新中国的“冷战”转而大力扶植日本，包括对不少战犯从轻发落，在旧金山片面对日媾和，乃至将中国领土钓鱼岛“私相授受”、擅自移交给日本当局。

　　二是日本自身骨子里不服输、不认罪，现在的安倍政权更是仗着美国的借重而倒行逆施，包括不愿就侵略历史直接“道歉”并一再挑衅中、韩两大邻国。安倍于日本战败投降70周年纪念日前夕（8月14日）发表所谓“谈话”，虽然迫于内外压力极不情愿地“引用”了其前任首相有关 “侵略”、“殖民统治”以及“道歉”字眼，但却始终闪烁其词、言不由衷乃至“笑里藏刀”，更大言不惭地对外宣称 “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国际贡献”。日本的立场不仅避重就轻，而且明显倒退，致使中日、韩日和解势必遥遥无期。

　　三是美国奥巴马政府对外重点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力求围堵中国与维持亚太主导权，为此着力利用和“栽培”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刻意淡化二战历史，无视日本战争罪行，公开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与扩充军力。面对安倍政权强推“安保法案”及其右倾化逆流，美国之所以默许乃至纵容，其目的是为日本“松绑”以遏阻中国，美国此举实乃“一叶障目”，可谓患上了严重的“历史健忘症”与“历史失忆症”，无异于认敌为友和以友为敌。更有甚者，日本共同社近日披露，美国政府向韩国总统朴槿惠施压，要求其不出席9月3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举行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此事再度凸显美国的“小家子气”和是非不分。

　　 再次，欧亚和解反差巨大的四点启示：

　　一是正确的历史教育与正确的历史观有助于和解。二战战败国的历史教育应面向公众尤其是年轻人，努力还原历史真相，明确是非曲直，勇于直面本民族的历史罪过，勇于承担道义及赔偿责任，而非闪烁其词、模棱两可、“犹抱琵琶半遮面”，更不能口是心非或掩耳盗铃，同时还须及时有力遏制错误思潮沉渣泛起乃至泛滥成灾。对此，战后德国与日本的表现可谓天壤之别。

　　二是侵略“加害国”与被侵略“受害国”应持续增进双边互信，前者尤其应与后者相向而行，而非倒行逆施、南辕北辙。正值二战结束七十周年之际，日本当局在历史认识与现实争端上均与中、韩对立，致使彼此互信无从谈起。

　　三是强有力的地区多边机制有助于促进和解。区域合作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约束成员国和培育“利益、命运共同体”意识，战后欧洲对此有宝贵经验，值得缺乏有力多边机制的亚洲借鉴。

　　四是和解的实现还需要当事国独立自主和共同抵制“域外大国”的干涉。美国惯于利用地区矛盾以操控地区局势，但其在欧洲较在亚洲要更难实现，因为欧盟主要大国法、德均致力于欧洲一体化，而日本却企图通过强化日美同盟和对美“一边倒”来“抗衡”中国、进而谋求东亚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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