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族青年在北京:对暴恐深恶痛绝 期待消除隔阂
库尔班江·赛买提2007年采访记录制作桑皮纸的老人。（照片由本人提供）
5月24日，帕提曼·阿不力克木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照片由本人提供）
穆萨江·麦麦提 26岁 新疆喀什人 在北京8年 卖切糕小贩
“有人说我们的坏话，我也没办法。我靠这个（切糕）养活一家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库尔班江·赛买提 32岁 新疆和田人 在北京8年 纪录片摄像师
“我不停地在做，但有时候，一个暴恐事件，所有的努力就都归零了。”
阿利甫·亚克甫 26岁 新疆乌鲁木齐人 在北京24年 北京某贸易公司职员、微博“在北京的新疆人”运营者
“只要大家彼此尊重，增进了解，隔阂是不存在的。我们现在的问题还是因为了解不够。”
帕提曼·阿不力克木 29岁 新疆库车县人 在北京3年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你尽力呵护的一样东西老是被别人伤害，然后让整个群体背黑锅，让别人都怕我们，但其实大部分的维吾尔人都是善良的啊！”
古丽（化名） 47岁 新疆伊犁人 在北京11年 北京某三甲医院医生
“每当得到病人的夸赞，感觉是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争了光。”
5月22日，暴力恐怖活动再次打破乌鲁木齐的平静，新疆又一次以伤痕累累的姿态，步入公众视野。
自2009年“7·5”事件后，很多人开始关注新疆，关注维吾尔族，但对这个神秘的地方，这群神秘的人，却知之甚少，揣测颇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走出新疆，来到内地，在这里生活，在这里成长，也在这里奉献。离开家乡的日子，有辛酸，也有欣慰；有埋怨，也有理解。日前，中国青年报记者走近5位维吾尔族青年，还原他们在内地的生活。
一提起新疆人，很多人脑海中都会有些固有的画面：高高的鼻梁，深邃的眼睛，长而卷翘的睫毛，微卷的头发上压着一顶小花帽，或是包裹着各式头巾……因为有着独特的长相和装扮，生活在内地的维吾尔族，极易在人群中被发现。
他们也会被定义为一些特有的职业，比如，卖切糕的。
穆萨江·麦麦提就是其中的一员。一周里，穆萨江至少有3天会到国家图书馆门前来摆摊。在北京街头，穆萨江的“店铺”随人流而动。当旁人走近，他便咧开嘴，露出整齐而洁白的牙齿，热情地问一句，“老板，来一点？”
这几年，调侃切糕的段子此起彼伏，让这个行当越发难做。
“你知道网上有很多关于维吾尔族和切糕的玩笑吗？”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
穆萨江轻笑了一下，“有人说我们的坏话，我也没办法。我靠这个养活一家人。”他指了指自己面前的切糕，“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穆萨江来自喀什，今年是他在北京的第8个年头。两个儿子，一个5岁，另一个还不满1岁。
18岁时，穆萨江来到北京，在南五环一处新疆饭馆当帮厨。“烤羊肉串，我的手艺很不错的，”他边说，边用双手比划着。
“我是个好厨师，新疆菜都会做。”穆萨江的理想和不少维吾尔族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一样，开一家自己的饭馆。但北京高昂的房租让一家人望而却步。“没钱，就只好先摆摊。”
没有生意的时候，穆萨江便和旁边的四五个同乡用维吾尔语大声地交谈。当“交谈”吸引了路人张望时，他们又异口同声地换回了那句汉语，“老板，来一点？”
穆萨江的对面，是卖馕的柯尔克大叔，留着大胡子，看上去很像动画片里的“阿凡提”。来北京两年，柯尔克还是一句汉语都不会。
“一句汉语都不会，他怎么做生意？”听到记者的疑问，穆萨江乐了。
“做生意嘛，需要什么汉语。”他冲着柯尔克伸出三个手指，“一个馕3块钱，你要几个，跟他比划就行了。”穆萨江说，也有难免产生误会的时候，自己就是他的翻译。
在很多人眼里，穆萨江和柯尔克的谋生方式就是新疆人的标签之一。一位媒体朋友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她参加的一场媒体培训会上，记者们被要求面对一组描述，直接说出心目中这些人的职业。当“一位戴着民族帽的维吾尔族人”出现时，下面所有人脱口而出，“烤羊肉串的”、“卖切糕的”。
“而我们不知道的是，正有几位维吾尔族同胞坐在教室后排。老师介绍了才发现，他们有的是大学教师，有的是学者。”这位记者说，“这样的思维定势，媒体记者尚且如此，传播给整个社会的维吾尔族人形象，岂不是更片面、更刻板？”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周伟说，刻板印象通常是将这个群体中某一个类型、某个极端的情况，或个别现象放大而形成的认知，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彼此之间的不了解。
库尔班江·赛买提就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
“我们新疆人不光是卖切糕的、打馕的、烤肉的，这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
库尔班江是一名维吾尔族摄像师，如今正在热播的《舌尖上的中国2》，新疆部分的拍摄就有他的参与。
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库尔班江正在上海拍摄。他即将面世的书——《我从新疆来》中，将记录100位新疆各民族人的故事。
“镜头中的人物用口述的方式，讲述自己平凡却不普通的故事，对‘新疆人’这个词的异化进行着小小的抗争。” 他在微博中这样介绍。
然而，“昆明事件”的发生，打乱了他原本的计划。“暴徒”，这个新贴在新疆人身上的标签让库尔班江难受。彼时，只完成了30个人的拍摄，但库尔班江忍不住了，“不行，我必须现在就把这些内容发出来，让普通百姓真正了解新疆人，让他们知道，新疆人在各行各业作着贡献。”
就这样，医生、律师、公司高管、工程师……库尔班江用镜头记录下来的人，在他的实名微博上一个个走了出来。
做着同样事情的还有阿利甫·亚克甫，这个26岁的维吾尔族小伙儿，是微博“在北京的新疆人”的运营者。
“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希望搭建一个互帮互助、互相了解的小平台，为内地的朋友介绍新疆，也为新疆的同胞介绍北京。”
2013年6月21日，阿利甫注册了这个微博。截至今年5月25日，“在北京的新疆人”已经有14231个粉丝，发了727条微博。
“现在的粉丝是以新疆人为主，其实我希望能有更多其他省份的网友关注，因为确实有不少新疆之外的人对新疆有恐惧和隔阂，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宣传新疆的风土人情，让大家看到新疆人是热情好客、团结友爱的。”阿利甫说。
我从新疆来，跨越3000公里去追梦
很多在内地的新疆人，都是先由一串问题开始，而后才被周围的人所熟识的。
“你们出门都骑马吗？”“你们每天都要扎40个小辫子吗？”“你们的衣服都是花衣服吗？”“你们那里都是沙漠吗？”
2001年，帕提曼·阿不力克木离开新疆，到西北民族大学求学。和同学初识的日子，基本都在回答这类问题。
今年29岁的她，来自新疆库车县。父亲在库车县人大常委会工作，母亲是国家二级舞蹈演员，双胞胎哥哥是库车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
“在库车，我们这样的家庭算是教育背景比较好的。父母都是大学生，所以他们对我和哥哥的教育理念也很不同。”
帕提曼和哥哥从小就上的是汉族学校。上世纪90年代初，维吾尔族家庭主动让孩子上汉族学校的并不多。
“你们不要觉得自己和汉族同学有什么不同，你们要和他们一样优秀”。帕提曼说，这是父亲在教育她跟哥哥时，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帕提曼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学习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一次，帕提曼和同学去一个小朋友家做作业，小主人告诉家里的大人，“马丽丽语文（汉语——记者注）考试得了第二名”。阿姨问：“那谁是第一名啊？”另一个同学说：“她，帕提曼！”说着大家都看向了她。
“那时觉得特别开心，毕竟是汉语，并不是我们所擅长的，但自己还是把它学好了”。帕提曼笑着说。
研究生毕业后，帕提曼回到新疆教育学院任教，3年后，又来到中国传媒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古丽（化名）也和帕提曼一样，曾经在新疆工作过，然后到法国留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后，进入北京一所知名的三甲医院。
作为整个北京医疗系统里为数不多的维吾尔族医生，古丽已经习惯了早早被人熟识。
“你是外国人吗？”
这样的对话，在病人与古丽之间进行过很多次。有时，病人还会冲她竖起大拇指。这让古丽感到无比自豪。“感觉是为自己的家乡、自己的民族争了光。”
比起高学历的帕提曼和古丽，库尔班江出疆的路途则要曲折得多。
因为父亲生意遭遇变故。2001年，时年19岁的库尔班江刚从博州师范学院中专毕业，就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得养家糊口。”库尔班江有一个在上大学的妹妹、两个分别读高中和小学五年级的弟弟。那时候的他，唯一的念头就是想赚钱。
上学的时候，库尔班江就喜欢摄影。回到家乡和田，在一所学校附近给别人拍照赚钱。此后，他又上石河子学艺，在乌鲁木齐打工，再回到和田开话吧，做玉石生意。3年多的时间，一直在辗转，直到结识了一对从北京来新疆拍纪录片的夫妇。
这对夫妇，一个是汉族，一个是蒙古族，后来成了库尔班江的干爹干娘。
2004年，父亲重新振作接手了玉石生意。一直热爱摄影的库尔班江，便跟随干爹干娘去了库尔勒的胡杨林，拍摄《森林之歌》。
这是库尔班江第一次接触纪录片。一年半的时间，片子拍完了。干爹问库尔班江，“你之后打算干吗？是继续做生意还是怎么样？”
“我想上学。” 库尔班江回答说。
2006年8月，库尔班江告别了家人，离开新疆，到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记者注）做了一名旁听生。
在学校的日子，库尔班江把全部的时间都拿来“蹭课”。
“我的汉语也不好，以前上的一直都是维吾尔族学校，读中专学汉语专业的时候，能讲的汉语也不多。”
但库尔班江很努力，听课永远坐在第一排，下课了，也不让老师走，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学校的老师、校长都知道，有一个“这么认真”的新疆小伙子。
“我不停地做笔记，老师说一句记一句，黑板上写一个抄一个。”这对于一个并不熟悉汉语的维吾尔族少年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三年，库尔班江记满了17个笔记本。本子上，满满的都是维吾尔语、拼音、汉语的“混搭”。有老师看到他的笔记，笑着说，“库尔班江，你写的这个东西，谁都看不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