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强军兴军的必然选择

　　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我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整体性革命性改革全面展开。习主席在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根本目的是实现强军目标，重中之重是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包括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两个方面。这次改革，将改变长期实行的总部体制、大军区体制、大陆军体制，构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体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变动最大的一次，是一次结构性、革命性的体系重塑，改革推动力度之大、触及利益之深、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深刻认识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于统一全军思想和行动，增强贯彻落实的坚定性自觉性至关重要。

　　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顺应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契合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

　　我军现行的军委总部和军种、大军区领导指挥体制，是历史形成的，已经稳定运行六十多年，对推进我军建设发展、保证各项重大任务完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形势任务的发展，其局限性、滞后性日益凸显，难以适应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我军新时期使命任务的新要求，迫切需要改革创新。

　　从世界新军事革命潮流看，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赶上世界潮流、加速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课题。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深入发展，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战场不断从传统空间向新型领域拓展，高超声速武器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战争时空观念，战争形态加速由机械化向信息化演变。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积极调整安全战略、军事战略，不断采取新的重大举措重塑军队组织形态，以适应信息化战争的需要。美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在大力推进作战思想、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创新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领导指挥体制的调整创新。俄罗斯2008年开始大刀阔斧推进“新面孔”军事改革，重点是领导指挥体制的重塑，将原先以陆军为主体的六大军区，合并组建成东、西、中、南新四大军区，统一指挥辖区内陆、海、空三军部队，建立起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联战联训指挥体制。目前，我军打信息化战争的能力不够、各级指挥信息化战争能力不够的问题比较突出，军事斗争准备中存在不少致命的短板弱项，究其原因，与领导管理体制不够科学、联合作战体制不够健全等体制性障碍密切相关。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必须以科学理念为指引，大胆改革创新我军的领导指挥体制，为赢得军事竞争优势提供有力制度支撑。

　　从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看，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是国家政权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目标任务，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此作出了明确部署要求，也已经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武器装备现代化、军事人才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全面协调发展的进程。只“利器”不“改制”是不行的，甲午海战北洋舰队覆灭就是惨痛的历史教训。经过长期努力，我军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已经有了较快发展，而体制编制则成为制约战斗力生成的主要短板，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创新，迅速调整优化体制编制和军事力量构成，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重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是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关键环节，也是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标志。

　　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加强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的制度安排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制度的核心要义。军委主席负责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根本军事制度，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最高实现形式。我军现行的总部、军区领导指挥体制，集决策、执行、监督职能于一体，暴露出不少弊端。特别是四总部权力过于集中，事实上成了一个独立领导层级，代行了军委许多职能，客观上影响了军委集中统一领导。这次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一系列体制设计和制度安排，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进一步固化下来并加以完善。强化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强化军委主席负责制，真正使军队的最高领导权、指挥权集中于党中央、中央军委，确保军队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后，军委机关由“总部制”调整为“多部制”，原来权力高度集中的“总部领导机关”，变成权力互相有所制约的“军委办事机关”。大军区也不再是权力很大的“一方诸侯”，而是形成“战区主战、军种主建”，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的新格局。这样更加有利于加强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落实军委主席负责制，为习主席和军委牢牢掌握对全国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指挥权，提供坚强的组织体制机制保证。

　　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内在需要

　　军队的根本职能是能打仗、打胜仗。衡量领导指挥体制优劣，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我军长期以来实行作战指挥与建设管理职能合一、建用一体的体制，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现在看，这种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军队专业化分工的要求，难以适应信息时代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突出的问题是领导机关臃肿庞杂、作战指挥职能不突出、联合作战体制不健全，联不起来的问题严重，有事还得临时建机构、拉班子，总部、军区承担不起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指挥的任务。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搞不好，联合训练、联合保障体制也理不顺，这已经成为制约我军打赢信息化战争的最大体制性障碍。这次改革，就是瞄着这些突出矛盾问题，下决心动刀子，重塑能打仗、打胜仗的新体制。

　　首先是重塑军委机关，突出核心职能，加强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和战略谋划、战略指挥、战略管理职能，下放代行的军种建设职能，剥离具体管理职能，调整归并相近职能，使军委机关的指挥、建设、管理、监督四条链路更加清晰，决策、规划、执行、评估职能配置更加合理。其次是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着眼构建平战一体、常态运行、专司主营、精干高效的战略战役指挥体系，完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机构，使军委作战指挥功能得到实质性加强。同时健全战区联合作战指挥机构，把作战指挥职能和建设管理职能相对分离，战区主要负责联合作战指挥，军兵种主要负责部队建设管理，使战区和军兵种在军委的统一领导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这样，在军委和战区层级，都可以更好地把诸军兵种力量统起来、联起来、用起来，有效解决“联不起来”“打不了一体化联合作战”的问题，既符合联合作战统一指挥的要求，也符合军种专业化、体系化建设要求。

　　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深入推进正风反腐斗争的治本之策

　　权力是需要监督的，没有监督的权力就会异化，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长期以来，部队一些领导和机关存在滥用权力、违规违纪违法办事的现象，“四风”和腐败现象滋长蔓延。究其原因，很重要的是对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特别是对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制约和监督形同虚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中央军委狠抓正风反腐，军队的“四风”问题和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深层次问题还没有完全破解，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良好局面还任重道远。必须坚持标本兼治，在坚决“打虎拍蝇”的同时，从体制机制上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次改革，按照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原则，区分和配置不同性质的权力，重点解决纪检、巡视、审计、司法监督独立性和权威性不够的问题。组建新的军委纪委，由军委直接领导，同时向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分别派驻纪检组。军委审计署由军委直接领导，审计监督全部实行派驻审计。组建新的军委政法委，由军委直接领导，解放军军事法院和检察院由军委政法委领导，同时调整军事司法体制，按区域设置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通过改革，将推动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这样调整改革后，更加有利于发挥纪检、巡视、审计的监督作用，有利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有利于防止和克服对本级党委机关特别是主要领导监督不力、“有案不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等问题的发生，有利于编实扎紧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重塑我军领导指挥体制，是解决机关臃肿庞杂、把军队搞得更加精干高效的有力举措

　　兵贵精不贵多。信息化战争是“体系支撑、精兵制胜”，更决定了必须走精兵之路。习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要裁减军队员额30万。这不仅昭示了中国要走和平发展之路，也昭示了中国军队要走精兵之路。压缩军队规模，必然要求精简机关和非战斗机构人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小平同志就曾尖锐指出：“这样庞大的机关，不要说指挥打仗，跑反都跑不赢”。并提出“精简整编，着重精简军以上的人员、干部和机构。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长期以来，我军“头重脚轻尾巴长”的突出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机关臃肿、机构重叠、层级太多、直属单位庞杂等问题表现突出，严重制约影响部队领导管理效率和联合作战行动的高效指挥。这次改革，坚决贯彻精简高效的原则，从军委机关到战区、军种和战区军种各级机关，无论是单位等级、内设机构还是人员编配，都坚持从严从紧控制。特别是军委机关带头精简，局以上减少一个领导层级，普遍降低机构等级，大量压缩机构数量和人员编制员额，大幅度减少直属单位，在解决“头重脚轻尾巴长”问题上迈出了一大步，为全军调整改革带了好头。军委和战区、军种领导机关的精简高效，必将有利于提高领导管理和作战指挥的质量效能，同时也有利于改进作风，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五多”等顽瘴痼疾。